槐树花
春天的花，一茬刚谢，一茬始谢。
北京，樱花刚落完，剩下狠狠的绿树一棵，马路旁边的槐树花又开始散发独特的清香，如果你与我年纪相仿，应在少年时摘过槐树豆，给大西北的少年朋友寄去以建设绿化带。
那时天冷，穿着棉袄棉裤，哆哆嗦嗦上了街。槐树倒是满街都是，可槐树豆在树端，不知道该用什么器械把它们打下来，拿着家里的晾衣杆就去了。但晾衣杆的钩子是冲上的，怎么也刮不下来，想在路边捡点儿，早被手脚勤快的捡走了，很沮丧，杵着晾衣杆在街边伫立。
但槐树花很可爱，快入夏时，满街清香。槐树花形状各异，如一颗复杂的心脏，颜色白中带隐隐的绿，看上去很干净。念书时候，每到下午就奄奄欲睡，偶然有风，风里有槐花香气，竟悠悠还了元神。下课忙不迭跑到老槐树下，老槐树很粗壮了，不像新槐因年轻而傲气，树枝高高伸向天谁也够不着。老槐树岁数大，懂得含蓄，树枝亲和地低垂下来，伸手便可触及。我们摘下花来，闻着闻着，便不由自主往嘴里送去，不苦，有点涩是真的，但入口有异香，好吃。
其实很多花是可以吃的。夏天，路边种上串红，瘦长的花瓣裹着一颗吸管样的芯，拔出来，花瓣里那一部分是白色的，嚼一嚼，虽然不香，但很甜。年纪小，不懂得品，觉得甜就是好。
但因为不喜欢红色，觉得俗，还是摘槐花吃，不俗。
树上的花，总是纷纷地落的，槐花也逃不过这命运。现在北京的街边，槐花的干尸堆得满地，它的花瓣又小，总是落在地缝里，干了，发黄，象不够深刻的凡俗爱情。
很多花，开得嚣张，样貌味道无一幸免，其实香气到了一定地步，就接近于骚气，跟人一样。
槐树花，是小家碧玉吧。那个小，是童养媳式的小。
卖破烂儿
“卖破烂儿”，曾是人民日常生活中一项挺重要的事。废书旧报纸可不能胡乱便扔掉了，留起来，绑结实，到废品收购站去换成钱。“破烂儿”，当然不值钱，但积少成多，小钱成大钱，过去的中国人是勤俭的，常听我妈说起我们那条街最先买电视的就是那个捡破烂儿为生的老太太。
为了让家里人不再管我叫“败家子儿”，十岁时开始攒牙膏皮。一直奇怪为什么爸妈的牙膏可以用那么久？观察下来发现他们挤牙膏的方法不同：从牙膏底部开始挤，底部挤光后向上卷起来，整个牙膏用完的时候变成一小卷，几乎没什么可能再挤出东西来。怪不得我是“败家子儿”，因从来都是从中段开始胡乱挤，弃之不用的牙膏瘪瘪的呈姿色犹存的干尸状。
但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攒最多的牙膏皮，我更加胡乱地糟蹋起它们来，看挤得差不多了便收起来锁进抽屉，第一怕爸妈发现会骂浪费，第二小人之心地担心哥会跟我抢，在这期间还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别人留的旧货，三个月后，攒了一把。
美滋滋到街头去找收破烂儿的，十几年前收破烂儿这行业还是由城里人从事，他们架子比较大，不会到居民区里去吆喝，坐在街边阳光照得见的地界很享受的样子。一路我猜想这一把牙膏皮能卖多少钱，总有五毛吧？结果那阿姨连秤都没秤，说：“一毛二。”呀，真贱。
看我悻悻的，阿姨安慰说：“小姑娘，一分钱掰两半花吧。”生平最怕别人同情，扬起坚毅的小脸回答：“没事儿阿姨，我把一分钱碾碎了吹着花。”
阿姨惊异地看着我说：“这小姑娘嘴皮子真利索，行了就冲你这机灵劲，将来不会没钱的。”
从前，中国人民的钱是攒出来的，但现在，真不是了。
哥比较厌恶收破烂儿这事，觉得回收回去的东西会再利用想着就恶心，于是他总是丧心病狂地把矿泉水瓶子剪个口子或者用筷子把一次性饭盒捅个洞让人无法回收。
现在城市里收破烂儿的人都是外地人，他们不怕辛苦，每每风雨无阻地在楼群中穿梭，每天早上都会被他们的吆喝声吵醒。楼上寡居寂寞的大妈，总喜欢绞尽脑汁地找点东西卖，其实是为了跟他们聊天。收破烂儿的外地大哥即使没什么生意，也会在楼下喊着“大妈”、“二楼的大妈”。两种寂寞的人，在这冰冷的城市里，用奇特的方式相互温暖着。
有理有面儿的北京男人
试过与外地男人交往的不契合后，终于学了乖，知道作为一个北京女的，还是得找北京男的，这不是地域歧视，是因为文化差异太大，要硬往一块努，天天碗勺碰锅沿，就真变成歧视了。
在北京长大，习惯了每天找乐的心态。如果一个男的不逗，简直就让人了无生趣。外地男的也逗，是他们自己觉得逗而我不觉得逗，他们的逗，不是我好几年前就逗剩下的，就是真的不逗，也就是说，大家对“逗”的理解，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