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谈到人与人以及人与物关系的境遇时，一个重要的归因或许体现在“因缘文化”的概念里。
“因缘”这一概念起源于佛教，认为人的一生因缘前定，都是命运或“无形之手”的有意安排，是受外部控制的。
作为一种稳定的外部因素，“因缘”有维持人际关系和谐的功能，它把关系的成败和人与人的境遇都归于非个人的神秘力量，本人或他人因而剔除了为后果承担责任的内疚感。
这样，“因缘”保护了当事人，保全了他的面子，也保全了别人的面子。它有助于当事人将“行为”合理化，减轻了自责和责备别人的情绪。
信仰因缘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有益于精神卫生，但过分依赖这种信念就会妨碍人去主动应付现实，增加了人的惰性惯力。
因此，“因缘”也可看成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它会随个人或社会的努力而变化。
“性派对”的行为者对“因缘”二字有着持续的热情。每当参加“派对”而与人交往时，特别是接纳某对或某个新人为这个“特珠家庭”的成员时，大家就认为这是“有缘”。
同时，他们如果“派对成功”，双方都会觉得有缘，因而特别珍惜，共同营造出一个浪漫温馨的环境，解除了因为陌生而带给心灵的障碍。
如果有什么意外就说是没缘分，这样减轻了自责。
比方，如果派对的双方都在“一夜激情”后彼此都很满意，但又不可能在随后的日子里经常可以潇洒同居，他们就说“只有一夜的缘分”，不要强求；如果双方感觉不好，也是前世“孽缘”所致，是互欠的“债”，到这个时候才能“偿还”。
可以说，“因缘”二字像一根红线，有着强大的韧性、耐力和穿透力，它向每一个具有同等价值观的人伸出诱惑之手，并将每一个已经进入“城堡”的居民紧紧地拴住。
羞耻感：“性派对”制约之一
“性派对”有着强大的制约机制，这也是行为者不敢“胆大妄为”，而只能以“地下组织”面目出现的原因。
而其中制约之一，就是行为者受传统文化熏陶所早已形成的羞耻感。
这些“都市异类”在行为过程中，尽管极力不去想象别人的眼光、世俗的评说和道德的责难，但“羞耻”二字像阴霾，在午夜激情中仍然鬼影一样若隐若现。
这与西方那些“叛逆者”——比方“披头士”或嬉皮士们——形成显著的对照。后者可以当众在公园做爱，或脱光衣服在街上行走，而面无羞涩之感。
不能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可以说，东西化文化一个普遍性的差别正在于个体对“羞耻感”和“内疚感”的认识上。
中国社会向来是被说成是以羞耻感取向的。
其文化渊薮来源于两个因素：孔子学说和人道主义。
孔夫子用人际取向来说明羞耻感——此一取向要求行为必须符合社会规范；他又用内心取向来说明内疚感——此一取向要求行为必须符合个人的理想。
孔夫子就是这样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强调以理想类型作为行为模式，而加强羞耻感的自我认同的。
“性派对”的行为者对“羞耻感”和“内疚感”的认同，主要反映在他们的矛盾心情上：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行为，实现了个人的理想，因而并不感到内疚；另一方面，这一行为并不符合社会规范，他们无法取得社会的认可，因为产生一种羞耻感。
而与此感觉相伴的则常常是心灵的内疚。
换言之，这个“特殊家庭”的成员想不羞耻和想不内疚是很难很难的，这无疑制约了他们的行为。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极为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大家庭内的和谐关系。社会化的控制经由家庭传递和制裁来实现全面整合的。
在这种背景下，羞耻感与内疚感的动力学就成了“病患家庭”的复杂混合物。
家庭，尤其是一家之长因有“家丑”而对外界会感到羞耻，而“患者”本人则不会。
这是典型的精神病变。
中国人对于“精神病”三字有着“谈虎色变”的内惧。
国外有学者指出，加于“精神病”的“污名”可能起源于家庭害怕遭到批评和受到玷辱所致。
“患者”对家庭的内疚，可能因为感觉自己的“病患”对家庭的声誉受损而引发的自责情绪；家庭的内疚则体现在对因对“患者”照顾不周或对祖先的疏忽而引发的挫折感。
显然，“性派对”行为者都不愿意被人视为“精神病”或所谓的“疯子”，他们能够用自己独特理解，保持家庭的内在和谐。
比方，如果夫妻双方都是这个部落的成员，为了有人照看孩子，他们就只能让一人轮流参加；要是两人都去，就必须请老一辈照看孩子，为此，他们必然得编造得体的“谎言”，让老人因为帮了他们而感到自豪，而不是因为帮了他们而感到可耻——如果你告诉老人说自己要去参加“性派对”，老人当然不会帮你，而且感觉你羞辱了这个家庭。
“态度症候群”：“性派对”制约之二
中国人在决定他们行为的同时，总是附带别人对那些行为期待的反应。这是“态度症候群”的发光体，是第二个制约“性派对”行为的潜性闸门。
这种“症候群”的具体表征是：个人行为总是具有与外界的期望或社会准则相一致的自觉趋势，它并非由于内部的愿望或家庭的整合，而是由于只有这样的协调统一，个人的行为才能受到社会的保护，自我才能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整合部分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传统的中国人关心他人对行为的反应大多表现在：听从社会期望，具有从众心理，顾虑外界意见，尝试获得奖赏，以及维持和谐、在意印象、崇拜权威、注重评说和在一种社会情境中躲避惩罚、困窘、冲突、拒绝、嘲笑和报复等“失控症状”。
“性派对”的行为者不愿认同这种“传统的禁锢”，他们严格掌握“自己的身体”，拥有对自己身体的“任意使用权”，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
一般而言，个人主义者更喜爱松散的社会结构，只关心自己及其直接的家庭对象。
它与集体主义相对峙，后者更喜爱严密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可以期望他们的亲戚、氏族和其他外在群体在忠诚的没有疑问的相互交换中获得照顾——这种集体主义与政治无关。
“性派对”行为者一方面标举个人主义的大旗，一方面又继续生活在集体主义的阴影中。这种矛盾心情和社会现实大大牵制了他们在“人性解放”的路上走得更快更远。
面子主义：“性派对”制约之三
与“羞耻感”和“态度症候群”紧紧联系在一起、对“性派对”行为进行第三个制约的是“面子主义”。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遮阳部落”的居民每次活动过后，他们都是互不联系，甚至无意中在路上相遇，都会装作不认识。
说到底，有一种“面子主义”在作怪。
“面子”就是一个人的“脸面”，它是个人自我道德是否完善、个人行为是否得到社会信任的测量仪。
失掉它，个人将在社会场域内不可能合适地行使正当职能。
“脸面”既是强化价值标准的社会证书，也是内化自我修炼的个人磁场。
它表明一个人在特定的群体接触中有获取别人认可的期望，因为别人的认可将是有效地实现个人价值的催化剂。
“面子”或“脸面”作为自我的一个意象，它是依照认可的社会属性而塑造的。
一个人“行为不端”被公诸于众，说明别人合谋给他的“面子”失效，结果他或她认为“面子”已经丢掉，从而感到“羞耻”和“陷入困境”。
对个人来说，“丢脸”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所谓的“道德面子”。
在当今人际道德受到高度质疑的静态社会里，要求一个人的言行与道德标准一致是保持他的地位、树立和维持他的威信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不少“性派对”事主们，由于自己的行为没有受到揭露而仍然享有别人的尊重和应有的威严之原因。
这种严峻现实反过来又刺激这些行为者以更加隐秘的方式继续实现他们的“不端行为”。
但这种“不端行为”的发生显然受到“面子”的严重制约。
因为，如果一个人被断定是由于无视道德标准而得到“利益”或“快乐”——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实或准确，他或她也都会被谴责为“不要脸”或“没有脸”。
这意味着行为者在社会集体中没有价值，无论个人的事业多么成功，他或她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也反映他或她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心机。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一个人通常属于一个群体，群体接受和反映个人的荣辱。
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脸”也会被与他紧密联系的某个群体或个人指责为“不要脸”或“丢脸”。
因此，“性派对”行为者活动过后的“互不认识”不单是个人保护隐私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这个特定群体“荣辱”的需要，即每个人都追求其成员的文化期望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也正因为此，在危机四伏的城市，“性派对”的行为者们像出笼的“老虎”，只能在“遮阳”的地方静悄悄地游荡……
序言
溯源与解密
“性是世界的驱动力”
性是什么？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立足点，我可以转动整个宇宙。”这话讲得含蓄老道，充满力量和哲理，让后来不少莘莘学子写文章时反复引用。
可是，倘若去掉那一层含蓄，阿基米德的话跟玛丹娜说的“性是世界的驱动力”不是十分暗合了吗？
一男一女，一古一今，大学问家和大歌星，其实都是饮食男女，都一样得面对“性”。
有位女性朋友说得好：“性，考验一个人对形而下的物质生活，跟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做极端的判断。性，使人的历史产生道德和不道德的二分法。性，让美与丑成为一体两面；性，真的足以让思考一辈子，不仅是性交时的快感而已。乖张的穿着有时与最保守的衣饰，同样使人产生性感与性欲。走前卫坏女孩路线的玛丹娜大声又说：争议‘性’，使人思考。”
同样的思考可以让玛丹娜把男人变成种马，又可以把自己变成慈爱的母亲。性，在她身上化为肉欲和母性的象征。
玛丹娜的宣言是：“我要人人都爱我。”
要知道，这位胆大妄为的叛逆者当初到美国纽约时身上只有三十五美金，她做过同性恋俱乐部的舞娘、临时演员、甜甜圈店女侍、a片女主角、驻唱歌手等光怪陆离的工作，但最后她还是成为现今最具影响力的女人。玛丹娜把“性”当作驱动力，真正实现了阿基米德意义上的“转动了整个宇宙”。
但中国人对于“性”禁忌得太久，好像人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谈“性”色变，以至“性学”这个术语在汉语字典里找不到位置。“性”的空白使人在压抑的同时不敢表现自己的渴望，倘若谁与“性欲”二字沾在一起（所谓“桃色新闻”），那么这个人就永远没有翻身之日。
正如台湾女作家颜艾琳在谈到玛丹娜时说的那样：如果将美国的场景化成台北（大而言之整个中国），玛丹娜可能早腐烂在声色场所的角落，甚至吸毒而死，稍好一点的下场则是当情妇或高级应召；哪能写出十几首深具意义的歌曲，创下全球一亿两千万张音乐专辑的销售量，以及用性感肉身挑起舆论对“性的思考”？
这是很有创见的一段话。
因为中国人给“性”穿上了太沉太重太厚的袈裟，“性禁忌”和“性封闭”使人的性格遭到扭曲，许多人只有靠“意淫”来解除生理和心灵上的压抑。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里，最后一段经常被人引用，那就是：“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里能够如此跃进。”
先生的这段话讲的就是“意淫”这档子事。
特别是中国的文革时期，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不敢涉及“性”，八个革命样板戏中的主角都是没有“性”的特征，“革命”二字在“性”的问题上“革”得最彻底，以至新时期以来，文艺作品中稍有“性”的描写就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就被中国人当作“性文学”来解读的。即便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误读”还时有发生，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等都被读者当作了“性指南”，而最为极端的则是贾平凹的《废都》，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注定要被“看走眼”的书，所谓“走眼”，意思是读者只盯着里面的“性捞写”，评论家的批评也只着眼这一点，所谓“格调低俗”等都是因为看走了眼而乱说的。
贾平凹忍不住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禅的故事，他说有两个和尚过河，遇一女子过不了河在岸边啼哭，一个和尚将其抱着过了河。到了对岸，两个和尚继续赶路，另一个和尚说：“师兄，我们出家人是不近女色的，你怎么能抱那女子过河呢？”
这个和尚说：“我早把她放下了，你怎么还没有放下？”
“现在有些人看《废都》，是如这个和尚的。”贾平凹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其实“粮食”与“性”，乃人赖以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能源体，因此，剥掉强加在“性”字上的那件袈裟，“性欲”就像人们饿了就要吃饭一样，平常得很。
因此，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得道，就能超凡入圣。
正如禅守普愿和尚说的：“平常心是道”，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担水砍柴无非妙道”，有了这样的平常心，真谛、俗谛的间隔就打通了，“圣”与“凡”之间的绝对界限也就消失了。
“房中术”的兴起与“性生活强身健体”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性”的问题上十分豁达，比后世的所谓的“文明的后代”强多了。
从“溯源”上讲，中国人的性观念是到了1644年满族征服中国以后才发生根本变化的。
事实上，早在孔夫子时代，由于礼崩乐坏，纲常废弛，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性原则并没有对封建贵族形成任何道德约束。
那时，人们的“贞操”观念和结婚时的门当户对也十分淡漠。
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就是大臣吕不韦的情妇。
长信侯被吕不韦假施宫刑，派到宫中，专门侍候太后，并生下两个私生子。后被秦始皇杀死。刘邦年近四十才结婚，他的发妻吕雉，比刘少十五岁。刘邦结婚前曾有一个情妇姓曹，并与之生有一子叫刘肥。
刘邦当了皇帝后，立刘肥为齐王。人们也并不认为婚前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好的。
汉代人对“性”的认识就像人们对萝卜白菜的认识一样，是十分平常和十分放任的事情。比如《汉书》里描述了汉代宫廷生活的奢侈荒淫与性放纵。
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民间，同时也由于社会经济状态的改变，商业性的妓院便在此时出现。
在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中人们对性生活也并不回避。
不仅如此，此时的“性学”较为发达，有专门研究的术士，写了不少有关“房中术”方面的书，这些书常常归于“医学”一类。
如汉代张衡的《同声歌》和《七辩》，还有汉代边让的《章花赋》中都详细讲述了房中术。
汉代传说“房中术”者为三女，即玄女、素女、采女。许多房中书都是以黄帝与他的这三位女师的问答形式来叙述的；这些书皆附有各种性交姿态的插图；这些书流行很广，被夫妇行房及男人嫖妓所应用，甚至做为新娘嫁妆的一部分；这些书不但教男女行房时如何始终互相满足，也教男人如何控制来达到强建身体，益寿延年的目的。
这些书主要表现道家思想，但儒家也赞同其原则，不过侧重点不同：儒家重在繁衍子孙；道家重在养性延年。
在《周易参同契》卷六七和卷七三中有大量关于道教的房中术内容，这里强调“阴阳调和”的重要性，男女间“性”与“情”的和谐便是符合天道，顺应自然。
所以，男女双方都可以通过性生活得到补益。
汉代人还认为性交可以增强元气，有人认为黄巾起义中的太平道就是以传播它的房中秘书《黄书》来行男女合气观念，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这种以为男女交媾可以增强元气的观念形成一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神秘主义思潮，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全国性宗教运动和政治叛乱的根源。如清朝中叶山东的“滚单”教派和后来的“一贯道”等。这无疑增加了“性”的负面意义，为主流话语和统治者所忌讳，“性”的加密也日盛一日。
阴山公主：“皇帝哥哥，一个丈夫太少了！”
外国朋友常常感到不可思异的是，一方面，中国人对“性”禁忌得厉害；另一方面，作为一国表率的皇帝却又有着三宫六院的“性自由”。
这的确是一种文化怪圈，它是由汉文化中“政治”与“性”的孪生关系决定的：一夫多妻制的婚姻关系，有助于君主与统治阶层建立多渠道的政治关系，从而在帝姓宗族的基础上发射性地构造了一个个外姓支族，让他们如行星般地围着皇旋转，以共同维持宗族统治秩序。
但总的说来，在汉晋时期，“性”的自由度还是较大的，它不仅表现在正常的男女性爱关系上，也表现在人们对同性恋的认可程度。
比方，在《世说新语》中就记载嵇康与阮籍有可能是同性恋关系。
据司马迁笔下暗示，刘邦有同性恋事实。他的男宠叫籍孺，刘邦就经常与他同寝。
西汉宦官赵谈为汉文帝男宠。汉代人相信“美男破老”的邪说，认为与美男子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