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话b
再不轻易为国家领导人的自然死亡――病逝或老死――而动容落泪，是一种科学精神的进步和理性觉悟的苏醒吧？也许，更多的是因改革开放带给每个人的切实生存压力，诸多的享乐与向往的诱惑，让人无自怜自爱，谁还愿浪费感情，为那些与其眼前、手边切实利益无关的，享受着高级住行、医护待遇的领袖之亡而悲泣呢？即使他就住在人民中间，那令人不无嫉羡的高宅深院，也不是一个能够轻易串门的“贴邻”吧？
凡事无常，故常有例外。
从西华门十字路口往北不到百米，路西第一条窄胡同过去后的第一条宽胡同，名北兵马司。从胡同口可以望到其尽头的中南海墙。在其中部的北侧，有一座宅院，胡耀邦先生的家就在其中。
四月18号上午出门，在那条胡同口遇到了表姑父。他人过中年，衣着朴素，双臂戴着套袖，眼神阴郁，表情凝重。虽然在出版社做文案工作，却丝毫没有文气文相。一聊方知，他是来胡宅悼灵的。他说，灵堂开放，任人凭吊，因与胡老的小孩子是朋友，又素来佩服胡先生的耿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原则，故特来追悼，语气低缓，情真意切，为胡的早逝惋惜不己：“嗨！心脏病突发。15号走的，走得太突然了。累的呀！……”
真是太突然了。2月10日上午，我陪宋哥去崇文区光明路11号的玉器厂。他准备购买、赞助“特级玉雕大师李博生”先生的一件玉雕作品――“神意”，通过体育界的一次活动，送给他十分钦佩和欣赏的、正在“走麦城”的聂卫平，以示尊重和鼓励，所谓胜不骄，败不馁，继续拼搏，为国争光，为民争气。
当联络此事的《新体育》杂志社的记者潘弟，与活动的策划者之一，另一位李姓先生，一同将宝物捧出有士兵站岗的厂门时，我们从车边围上前去，一睹为快。它象一块40cmx40cm大小的厚瓷砖被切掉了一个角，乍看似一围棋棋盘的残角，细赏才发现其令人赞叹的绝妙。约有七公分厚的一块”巴西木变石”，纹理细腻，古朴光润，层次分明；表层略薄，呈淡黄色；底层约有其两倍厚，呈浅褐色。高温高压之下，炭可以变成钻石，不觉得是什么新鲜的事，可看一块由树木在类似的条件下化腐朽为神奇，变成如此秀美、壮观的玉石，又经匠心独具的艺人之手，略加雕琢，赋予有限喻无限之意的奇器，怎能不令人弹抚叫绝呢！
两个笔直平整的直角外面，如蕴含着地心深层记忆的渊谷、峭壁；流淌着季节枯荣，岁月年轮的弦部缓坡，浑然天成，看不出丝毫人工雕饰的斧印刀痕，象造化的神手灵足耕耘的多彩梯田，唱着久远凝重的收获之歌――在横平竖直的棋盘线构成的田野里，卧着两个比“自来红”月饼稍大些的夸张的围棋子，一个青白，一个碧绿。李大师介绍说，这是用产自新疆的、有我国国石之称的玉石制作的。金角银边草包肚，这个角是无限大的棋盘之缩影。
问起创意和灵感的萌生，他说，有一次记者采访“棋圣”，问其有什么把握战胜对手时，“聂旋风”答曰：是神意！
另一位李先生说，他同大师还策划合作过另外一件精品，那是送给萨马兰奇先生的一副玉雕拳击手套，为中国赢得了参加国际拳击比赛的机会。不知是真是假。听起来有点“行贿”的味道。潘弟介绍说，这位先生是个“搏击馆”的馆主，非常喜欢拳击运动。
哼。拳击！
我不太喜欢拳击，因为在大学的教室里，被同学央求着当过一回“陪玩儿”，说好了“不真打，点到为止”。可在他“好好好，冲冲冲”的声声召唤下，我一不留神，一记直拳击到了比自己既高又壮的拳迷的脑门儿上，赶紧道歉。谁知仁兄一笑，转转脖颈子，双拳对击数下，鼓励我道：
“就这么招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哪里还管那么多，不能让生命中的第一次拳击运动，总在他“打呀打呀，别跟跳舞是的老躲”的嗔怪声里进行吧？几个灵巧的错步冲锋，就把他逼到了墙边，他没有了退路，我急忙退步让地儿。一眨眼间，我终于实现了“当沙袋”的诺言。他一记重重的右钩拳打得我头晕脑胀，左耳山呼海啸般轰鸣不止。
残忍呀，说话不算数的朋友、同志、兄弟！对足球后卫下凶手啊！我蹲在了地上，眼冒金星，胃翻欲呕，不住地喊冤叫屈。
他捂着我的头，边道歉边解释：“哎呀！忘了，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你这儿生龙活虎的，把我给逼急了！要紧嘛？”
“要松！”我开始用牙咬扯手套上的“鞋带儿”。发誓再也不看拳击比赛了！
拥有特殊权力的人，如果被逼急了，会干些什么呢？
以一个较顺的数目的金额成交了，还是“材料成本费”的出厂友谊价。发票归掏钱者，“神意”委托给《新体育》杂志的领导郝先生代为保管、转送。郝先生说：“小聂被胡耀邦先生召到南宁去陪其对弈了。聂同国家的许多老首长都成了忘年交。”并说待聂回来后，大家聚聚，交个朋友。郝先生抽的是“遵义”牌香烟，宋抽的是”香山”牌的无过滤嘴烟。
上个月，因一些想不到的环节出了问题，“神意”没能送达。宋哥突发奇想，要组织“神意杯中日少年围棋循环赛”，由聂卫平牵头，博物馆出资，再找一些企业做广告性回报的赞助；哪一方能够三连冠，“神意”就永久性归谁。这么做，比将其仅送给棋圣个人要有意义。
潘弟负责联系。那日，在南城一位女画家的家里看过要收藏的画以后，我陪宋哥一同到“聂旋风”家登门拜访，征求他的意见。
一进窄小的门厅，站在不用换鞋的水泥地上，潘弟便发出爽朗的笑声，向客厅里的“聂伯伯”问候，喊着棋圣的“九段夫人”的名字，为我们介绍着，说出国随团采访，曾经跟她们坐过一架班机。我们也向他学习，以同样的称谓向老人家问候。对聂夫人则微笑问好。聂老中等身高，身子和脸比棋圣要瘦多了，头上白发不少，站在厅里，热情地微笑着，轻轻点头，灰色的毛衣外面套着一件深灰色的坎肩，正点上一只烟，同高声喊着”聂卫平”名字的儿媳说笑着什么。没有一点把我们当外人的意思。聂夫人手里还拿着一块擦桌子布，收拾着厅门后靠墙而立，只露出一角的方桌。三人错位，视线才看清那桌上的一个盆上，放着满满的一盖屉饺子。
“哎，来喽！来来。”棋圣在客厅里的另一间房里闻声应和着，几乎是带着跑步般的气息，让人觉得象是刚从床上的卧姿迅速改变状态，丝毫也不愿怠慢第一次来家里的客人。
“刚包完饺子，我说躺下看会儿书。”聂旋风迅速地刮到了眼前，同我们挨个握手。
“老聂，没打扰你休息吧？哈哈……”潘兄客气地明知故问，整个一熟人不讲礼的架势。
“没有，没有。咱们坐外边吧？来来来。”棋圣不怕疲劳，伸臂让座。
“坐吧，我给你们沏茶。”聂夫人穿一身深蓝色的衣服，可声音却非常温暖。她边收拾着身边手下的活计，边隔着夫君张罗着，脸上的笑容比聂伯伯还要灿烂。尤其是那双冲满童真光彩的眼睛，明亮而清澈，没有一缕围棋高手常有的深邃城府的“愚光”，和面对陌生客人的拘谨、躲闪、戒备之意。走动间带着一种天真少女的活力。
聂家的小门厅，地方不大。门内左侧，靠墙立着一对有扶手的木制沙发，中夹一个茶几。老聂坐在靠门的外面，我则被安排坐在里面。在我们的对面，有一组不厚的深棕色衣柜。宋哥同潘弟背靠柜子，坐在同色四退小圆凳上，与我们相隔不到一米，潘兄开门见山地重申来意，不想耽误时间。老聂觉得事情由主办方做主好，自己牵头不太合适，但对中日围棋交流表示支持。
我们没有想到，胡伯伯会走得这么突然；恐怕聂先生也没有料到，无常弄人如戏吧？
为了表达对自己所欣赏、爱戴之先辈的哀悼之情，我向胡宅的方向深鞠了一躬，弄得过路的人直看自己。由于那条胡同里没有熟悉的伙伴和要好的同学，故很少去那里走动。早听说过胡先生的家就住在里面，可胡家向邻里开放灵堂，是我没有想到的，但自己终未去登门默哀，不愿先生的家人受累还礼。
没看到几个袖缠黑纱，胸戴白花的人；也许没赶上高峰时刻吧，也没看到一双象翠芳姐哭悼毛主席那样的红肿泪眼，但却看到几位捧着鲜花入巷的人。心里顿觉高雅，为之感动。
死亡能令人反思生命的意义：提醒自己热受生活，实现理想；面对无常不确定性的突袭和注定的未来留给自己的有限时空，寻找些自认为死而无憾的事业和乐趣。
年青人觉得死离自己很远，年老者则用死者的寿命同自己的年龄相比，计算着赚数和末路的短长。更多的人则是在议论，领导人的死所带来的后果――什么家属会不会从大宅中迁走啊，谁来继掌权位啊，领导层的人事变动等国事、家事、天下事。
可怎么也没想到，居然听到了更新鲜的异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死了。”
国人向来豁达，所谓“富贵在天，生死由命”、“先定死，后定生”之类的便是明证。
可一听再听，得知那动气、迁怒的话，竟是出自高等学府，便觉得其中似有不为寻常百姓可知的复杂背景、隐蔽原由。
不愿费心去想那“改革派与保守派”较力的高处不胜“热”。可不管是骑车、坐车，还是步行着办事赶路，脑子里又多了一种念头――如今的大学生真是没有辜负传统教育的恩情，爱憎分明，是非清楚，关心政治。
可我搞不清楚，那“该死的”会是谁呢？
春寒料峭的夜晚，那在新华门外的集体行为作业，会跟这句无奈而又愤恨不平的话相关吗？
当他们看着那红色影背墙的五个闪光金字，会想些什么呢？有没有人象自己一样也在时常冥想：人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怎样才能使“为人民服务”变得真实、具体、可信呢？
当我们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受教“砖模”里被翻入社会之前，心中激发的是为祖国和人类服务的冲天豪气。仿佛那五个字不能令“天之骄子”的心气儿冲盈，不够钢铁般的脊梁荷担正义和公道。直到身心平实地归位于平民百姓，才懂得那句话的份量，和它指向的事物本身的繁复。于是，连踏踏实实做一块基石、墙砖的“使命”，都变得伟大而艰巨。好在成长于变革的时代，公民享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不用背负过多、过沉的政治良心的自责，让自己的洒脱和自在，捆绑上绝情不孝的缰索；让自己年青时的誓言，变成追讨觉悟和公益心的债权……
在对他人与自己的轻诺寡信之余，又发现了一个对已经将自己“政治面目”遗忘的组织的游离与食言。真不晓得，这是不是中国特色的信仰阳痿，丰富的信念资源的奢侈浪费。
当那天回家途中，在南长街口外的东侧便道上，望到从西向东走来的学生游行队伍，看到“誓死捍卫宪法尊严”的标语牌，心中不禁又想起了那几个奔逃的学生，那些摔倒堆积在两侧便道上的自行车。
标语牌被扛在队列的首排。怪的是，那字从右向左排序，那汉字刚从令读者上下点头的竖排版，变成左右摇头的横排版时的旧式写法，现在又复活了――反习惯用法而使之。
那个死字，更是用了与白纸黑字反差极强烈的红色，而且还颠倒字身；外画一个圆圈儿包之，内打一“x”否之！一瞬间，我惊呆了！猛然悟得，那分明是一轮生死，首尾圆照，视死如归，生生不息，甘洒热血写春秋的一字之诗。充满了对死的怀疑、否定和蔑视。
机动车减速，自行车停驶，行人驻足，人们观望着，有的人鼓起了掌，有的人感叹着：
“真行！这帮学生。从政法大学走到长安街来，得走多少里路呀？”
“怎么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警察真的打他们了？伤害了公民的权利与尊严？”
是啊，学院南路到长安街不近，如果是从本科生院新址所在的昌平走来，就更远了。
我为这些学子们的坚韧意志和以赤漆代血的誓言而感动。
但我没有力气鼓掌。心底涌起了一种难言的悲哀。
他们的身材都不算高，脸上充满了孩子的稚气。早该变得平和的严肃神情，怎么会在他们的面容上重现？是啊，他们是自己，不是经过幻灭陶铸的当年的自己。他们也有自己信仰的青春期，也必经无法逃避的感情断乳期、和早晚要来的灵魂更年期，他们都是通过学校、家长的培育和自己的努力奋斗，从全国各地考到祖国首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中心之学府的大学生。是灵肉中深埋着“德赛先生”基因的钢铁青春、真理的斗士，公道和公正的卫士，理性和良知的火种。
政府机关一句道歉的话这么难吗？非要让大学生走上街头来捍卫庄严神圣的共和国宪法？
一时，眼前的世界变得模糊而又陌生。是啊，想当初，痛不欲生的幻灭时刻，自己站在高得足够摔死人的楼顶，不也渴求一个机会让自己为之献身――去结束因找不到绝对真理的答案和难以承受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坍塌而苦恼不堪的生命吗？
哪怕是割破张志新的喉头之刀呢！
能拥有一个具体问题的、非自欺欺人的牺牲突破口，是多么幸运啊！
我们也曾找到过。那是1981年秋。
一位教法学基础理论课的老师，是位刚被平反不久、从下放之地回校任教的中年汉子，他底气十足的声音，至今仍萦绕于怀，时常回响在耳畔：
“记住喽，你们，今后就是未来有知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要象茅房里的石头那样，又臭又硬，党指向哪里，你们就要咂向哪里！……”
一阵怯怯的低声哄笑。仿佛受到了莫大的讥讽，难以接受这种大实话的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