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那会儿是个大雪天。
那天的雪可是真大。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再没见过那样大的雪。一直要到好多年以后。那时我已经回上海了，有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突然听到了激烈的敲门声。
我揉着眼睛，裹了条大被子，骂骂咧咧的爬起来开门。
是陈喜儿。
她穿了件大衣，领口敞着，所以看得见里面的衣服相当单薄。或许就是一条薄睡衣什么的。手套、围巾、帽子，这些御寒的东西她一概没有。她的长头发给风吹得乱七八糟的，像蓬乱草。上面还沾了很多雪，有些化了，有些还没化。全粘糊在脸上。
开门的时候，一股刺骨的冷风把我激凌得一阵哆嗦。打摆子似的。我沉下头，拚命把脑袋埋进被子里去。头一低，这才猛的发现，陈喜儿的脚一半都快要给雪盖住了。
她穿的是双单皮鞋。浅口，系带，一点鞋帮都没有。看第二眼时，我突然认出来了，这双鞋是我给她买的。那次她试过新鞋后就穿在脚上了，嘻嘻哈哈的就是不肯脱下来。这还不算，回去的时候，她一定要走在我前面。人来车往的，她夸张的扭着腰肢。还不时别过头来瞥我一眼。
但是那天早上，她就穿着那双单鞋站在雪地里。她也不说话，就靠在门框那儿。看着我。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我有点害怕。那时我为了躲开陈喜儿，临时在外面租了这间房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找来的。这还不算，陈喜儿再哭、再闹、再耍赖都没问题，我都不怕。即便她冲上来朝我大吼大叫，扇我的耳光，用指甲在我脸上抠出血来――但我从没见过她现在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一把拉住她。
“快进来！”我对她说。她一点反应也没有。
“你疯啦！会冻死的！”我又冲着她喊。她真像聋了一样，呆滞的看着我，就像面对一团稀薄的空气。而且，我发现自己根本拉不动她。她也不知道哪来的气力，铁钉一样的定在了门框那儿。
她就那样，也不哭，也不闹，就那样死死的、毫无表情地看着我。
不过，我在日本遇上那场大雪的时候，陈喜儿还是个梳小辫的中学生。那天，我赶早班车去海洋馆时，说不定，她还在热腾腾的被窝里睡大
觉呢。
那天的早饭，是我当时的“室友”做的。当然，她是个女人，不过，不是日本女人。她比我早一年来日本，出来时借了很多债。她在语言学校只上了一个礼拜的课，后来就再没去过。“舍不得那时间。”她还告诉我说，最多的时候，一天她要打六份工。当然，后来，等我们再熟一点的时候，她就会把那些省下来的时间一一量化成日元，算给我听。一堂课是多少多少，一个礼拜又是多少多少。她算钱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还有点发直。和我看女人的样子差不多。
我和她是在一家超市打工时认识的。因为是老乡，也就很快熟了起来。我们干的都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活。唯一的能耐，就是要会站。站得时间长，站得姿态好，还要站得笑容可掬：客人一看到我们，就想到，呀，这里的水果一定新鲜，这里的牛奶一定可口。就一定要站出这种效果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她都不太适应。才站不久，脚就疼。疼得钻心。像有很多害虫在那儿爬。后来，回国以后，有一段时间，我在电视里听到一首广告歌，翻来复去的唱：“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就莫名其妙的老会想起那段日子。我认为在我脚心里爬来爬去的，一定是雄性害虫。她那儿的，就是雌的了。在我们的鞋子里，它们拉起手来，雄纠纠的唱歌――其实是性骚动。
我们也性骚动。
是这样开始的。好不容易，站了半天后，会有一小段休息时间。我们就躲在小休息间里，把鞋脱下来，按摩一下被性骚动的害虫弄痛的脚。她是个脾气性格都还开朗的女人，生存能力强，还挺会找乐子。我们各自按摩的时候，她就冲着我笑。“你那里的爷们怎么样啦？”她咯咯咯的，说我鞋里的男子汉们。我也回敬她。我对她的印象不错。后来按着按着，我们就交换了。“你来收拾一下那些爷们吧。”我对她说。她也没意见。挺乐意的。然后，我就给她按，她闭上眼睛养神。或者她给我按，我垂下脑袋，打几个呼噜。
这种事情总是顺理成章的往下发展。再往后，我们互相按摩的身体部位就得到了扩展。最后，终于不适合在休息室干这种事了，我们就找了个地方，住在了一起。
她在国内有丈夫和孩子。和我同居的时候，床头还放着一家三口的合影。她不在时，我仔细看过那张照片。一个乐呵呵的中年男人，穿着暗色老成的中山装，扣子一直系到脖子下面。一个乐呵呵的小男孩，牙齿都
还没长好。还有她。三个人抱成一团，都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