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被称为“西施乳”的河豚胰脏，据说是全身最精彩的部分，不过我无法肯定当晚是否曾经尝到过：一来是因为人多，二来是越吃越被那些垫底的青菜所吸引，河豚的油脂十分丰富肥美，新鲜蔬菜垫在鱼肉下面红烧，鲜美不可方物。
尽管厨师和经理先后进来当着众人的面亲口试尝，不过河豚肉入口仍有一点麻酥酥的，让人提心吊胆——说老实话，若是缺了这一点提心吊胆，河豚的美味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
石湖居士范成大有《河豚叹》一诗传世：“彭亨强名鱼，杀气孕惨黩。既非养生具，宜将砧几酷。吴侬真差事，纲索不遗盲。捐生决下箸，缩手汗童仆。朝来里中子，馋吻不得熟。浓睡唤不应，已落新鬼录。百年三寸咽，水陆富肴蔌。一物不登俎，未负将军腹。为口忘计身，饕死何足哭。”
范成大是苏州人，在河豚的问题上最有资格警世，梅尧臣也写过题为《戒食河豚》的五言，事实上，历代写诗劝人勿食河豚者，皆正人君子也，而对河豚之美大唱赞歌的，乃苏东坡之流的半吊子正人君子也。据说苏东坡有一个很懂烹饪却不会煮河豚的朋友，为了让苏一尝河豚美味，临时抱佛脚地向人请教了一番，便在家里摆上一顿河豚大餐，然后还和家人一起躲在屏风后观察东坡吃相。只见苏轼尝后叹曰：“也值一死了！”
虽然我也经常乘坐由刚刚领到驾照的朋友亲自驾驶的汽车，而且生生地把自己绑在前座之上，不过苏东坡的这种勇敢到底是出于饕餮还是讲义气，仍是有商榷余地的。事实上，在一丝不苟的严格处理之下，河豚毒也并没有说的那么可怕，而且中国人吃的江河豚的毒性也不像日本人吃得海河豚那么高。在古代，如果真想用河豚来毒死一个人，就会给他吃“河豚｛鱼会｝”，就是日本人吃的生鱼片，因为这样最毒。不过，据说“河豚｛鱼会｝”乃河豚之最佳食法，有“红肌白里，轻可吹起，薄如蝉翼，入口冰融”之誉。
江苏的河豚烹法，第一是红烧，第二是烧汤，第三是包饺子。几年前，胶东某市的一家酒楼在获得卫生部的准许下，曾经推出“河豚全席”，有清炖、清蒸、红烧、椒盐、生食等等。事实上，中国古代、最起码在宋代以前，河豚鱼还是以生食为上的。
日本人从绳文时代便好吃河豚，不过他们吃的是栖生于海的河豚。明知河豚有毒而拼死食之，已属不易，除此之外，嗜食河豚的日本人的胸口上还别一个“勇”字——即非但不忌讳，而且对河豚之毒及其所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大作渲染。例如，日本餐馆里的河豚刺身，大都在盘子里被组合成菊花图案，而菊花正是日本的葬礼之花。
虽然日本当局对河豚厨师有严格的规定，凡加工河豚鱼者必须持有资格证书，不过据《感官的自然史》作者艾柯曼说，在日本，“最受推崇的烹调河豚的厨师会给用餐者留下直接接触毒素的感觉……只让用餐者的嘴唇有麻刺的感觉，但不足以真正杀死他。”
艾克曼在她的书中写到：“指甲缝大的丁点儿河豚毒素就足以杀死一家人，轻度的河豚毒素过量会引起受害者神经上的瘫痪，像僵尸一样。受害者有意识，但动弹不得。偶尔，由于吃河豚中毒几乎被活埋的人，在最后一刻发现是自己的葬礼而且马上就要被埋葬。尽管他们拼命想要叫出来，表示自己还活着，但他们就是动不了。”是故，如果死者是在品尝有河豚做成的一道菜之后死去的，其葬礼通常会推迟几天举行——以防死者会醒活过来。在盛产极品虎河豚的大阪，河豚还有一个别称“北枕”，这是因为按照当地的风俗，人死后尸骸必头朝北安放。
据悉从二零零零年开始，江浙、上海一带已开始人工试养一种微毒甚至是无毒的河豚，我不知道对于河豚爱好者来说这算是一个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在短暂的窒息状态下达到性高潮。
不过，在江苏的水产批发市场上，半公斤野生河豚已叫价人民币一千五百元，而在大阪，下关批发价二万八千日元的虎河豚辗转流落到东京，每公斤便会上涨五千日元。这种情形，正如台湾女作家刘黎儿所说：怕吃河豚“与其说是惜命，不如说是惜金”。
鸡鸡复鸡鸡
鸡是人类最常见的肉食以及食物的生产者，人类里面又以中国人最爱吃鸡，最善吃鸡。
因此袁枚说：“鸡功臣最，诸菜赖之。”算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鸡做出的高度评价。李笠翁的评价稍逊，但也主张对鸡予以特别的临终关怀，“烹饪之刑，似宜稍宽于鹅鸭。”
据美国鸡肉协会（nationalchickencouncil）最近发布的消息，二零零零年平均每个美国人所吃的鸡肉量已经达到三十六点七公斤，远远超过美国人年食用牛肉及猪肉的数量。另据一项针对一千零九位受访者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有89％的美国消费者至少每个星期吃一次鸡肉；一个星期至少吃三次以上鸡肉的人数，也占了三分之一强。
ncc说，鸡肉销量的上升，是因为它料理起来十分方便，因此深受欢迎。
原来如此，不是“诸菜赖之”，而是“效率赖之”。美国的鸡——严格地说应该是“鸡肉”，全部是经过处理的冻鸡，密封在真空的包装里，巨大，要用双手才能从超市的冷柜里捧起来抱在怀里，一旦脱手，绝对是掷地有声。回家解冻之后，四肢瘫将开来的白鸡，体积又能暴涨一倍，虽然一律被斩了首。
我曾见过电视名厨甄文达（martinyan，广州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