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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2）
我不断调和着各方面的矛盾，承受着因为内容晦涩而被不同出版社枪毙的痛苦，还要兼顾着自己学校的功课。每天我都有不同的分裂状态，是学生、是作家、是监工、是设计者，而也正是这一次次的磨炼，让我了解了出版的整个流程，应对了无数障碍，也为以后的出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更让我在其中明白的是，挑一个负责任、信誉好的出版商是多么地重要。
直到04年国庆的时候，这本书终于被送到了我的手里，而它已经与我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并且改头换面拥有了另一个名字《生如夏花》。
可我依然还是爱它，爱它生机勃勃的封面，爱它色彩艳丽的插图，爱它精心设置的书眉，爱它泛黄的轻质纸，爱它里面承载的太过丰厚的情感。我在写作它的时候倾尽了全部气力，而为了他的出版又鞠躬尽瘁。在拿到书的第二天，我就患上了一场严重支气管炎感染，发烧到四十度的时候我依然把这本书放在怀里，仿佛拥有了他我就拥有了世间的一切。
我甚至每个周末都会跑到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挨家挨户地去看书的铺货情况，假装零售商要求他们快点上货，也曾在新华书店，把自己的书悄悄挪到最显眼的位置。
《生如夏花》在我的创作过程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直至今天我的名字依然和作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的加印三次也证明了它得到的广泛共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收到十几封读者来信，向我讲述自己对“那时花开”的渴望，以及拥有着与我相似的悲观、敏感、任性、喜怒无常、深陷绝望的性格，我知道太多的孩子和我一样过着麻木不仁的生活，希望可以脱离现实的一切。
十六岁时对周遭生活的深深不确定感，以及对某种事物的偏执型地喜爱，都成为了那段青春岁月里最刻骨铭心的印记。
而作品出版以后我又走向了讨要版税的不归路，也让我对金钱有了最初的概念，第一本书赚到的一万多块钱我悉数交给了妈妈，而这本书更加丰厚的稿酬却让我牵肠挂肚了三年。出版商编织了各种拙劣的借口来拖欠版税，而我妈妈也编制了各种荒诞的理由来索要版税，甚至拉着同事一起索要版税，终于在2007年的时候，对方付清了全部版税，而我妈也成了出版圈里闻风丧胆的人物。
2004年我在一档备战雅典奥运会的节目里，看见了一个爱唱《melody》的满脸痘痘的高大男孩子，他喜欢流行音乐，爱上网聊天，爱穿运动名牌，与我们并无差别。可几个月后他就成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偶像，雅典奥运会上火箭一般的速度率先跨越了终点线，他成为中国田径史上掀开新篇章的英雄人物，那个高高大大的男孩不再运动场边小声地唱着陶喆的歌，而是站在了央视的演播大厅里，唱着英雄的赞歌。
2004年初，我们开始“欢欣鼓舞”地迎接禽流感的到来，孩子们一边高举着肯德基的鸡腿，一边期盼着放假的好消息。可是没几天，禽流感远不如一张苍白的通缉令来的恐怖，偏远地区的房子上都贴了一张a级通缉令，照片上皮肤黝黑的广西男孩在大学里用铁锤砸死了四个同学，而更多的传闻是他流窜到了北京。我们又开始关注周围有交流障碍的同学们，生怕那天会被铅笔刀给捅死。
2004年环球嘉年华成了年轻人谈论的时尚话题，每天电视里都播着年轻情侣抱着巨大毛绒玩具欢快的笑脸，可是我却悄然计算了一笔账，在嘉年华上所浪费掉的钱，远远购买几个大型毛绒玩具了。
2004年，我学校所在的簋街上悄然开起了几家鸭脖子店，随即以大火燎原之势迅速地向京城扩展。每天晚上下课回家我都会被车停在路边，买上三块钱的藕，或者两块钱的豆腐干，有时还能免费品尝一下昂贵的鸭肠。簋街上有家叫“哈哈镜”的鸭脖子店总是门庭若市，但年轻的男店员总是臭着一张脸，严苛地规定着少于多少钱不卖，但依然有数不尽的顾客从京城的各个角落赶来排着队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的买，嚼着鸭脖子的劲可以用乐不思蜀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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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
2004年，满大街音像店里放的都是同一首歌，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过去来的要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