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选择把作品出版，则是为了把这十四年丰富的情感世界拿到世人面前炫耀。
而在十四岁出版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因为十四岁以后再犯罪就要负法律责任了，十四岁在我心里是一个严肃的、是否能够承担责任的分界。
那时的青春文学远不如现在这般红火，除了一本韩寒的《三重门》，基本上没有能被记住的作品。我在书店里逐一抄下了出版社的名称和电话，一家一家打过去向编辑们推销我自己。
虽然有新概念一等奖的身份，但当整个青春文学市场还属于荒芜的情况下，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贸然接受我的作品，我选出最满意的作品一封一封邮件地发过去，然后趁着课间跑到老师办公室挨个打电话寻求回音，得到的却总是不经如人意的回答：“市场前景不乐观、内容太过晦涩、文字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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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
我更大的压力是遭受到了父母的不理解，当我因为写作而显露出渐渐放弃大提琴的倾向时，爸爸就像生命中的希望被熄灭般沮丧。我宁愿选择一条未知艰险的道路，也不愿继续那七年就要达到彼岸的学琴生涯，那时我已经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八级的考试，只差最后一级，我就可以圆满的功成身退了，但我连一个“善始善终”都给不了爸爸。而妈妈完全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她为我设定的人生规划是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安分守己到老。我无法停歇的写作冲动、我毫不气馁地联系出版、都是一种打破循规蹈矩生活的危险信号。
联系了无数家出版社后，只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赵大河编辑一直跟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络，没有补课的下午，我就怀揣着最新的稿件去东四十二条的编辑部找他。他不光鼓励了我的作品，还积极为作品的出版而四处奔走，虽然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后终审的时候放弃了我的作品，只在当期的《青年文学》上发表了其中的一篇作品《寂寞的独白》。但赵大河编辑又找到了几个北大的做出版的同学，把我的稿件郑重地推荐给了他们。
那是我在和无数的书商打过交道后，依然认为最好的一家出版商，虽然他们的发行策划能力可能都有所欠缺，但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们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稿件认真的态度都令人敬佩，在遍地生产文字垃圾的出版圈里，人格纯粹的，为了追求文学梦想的出版人越来越少。
（bsp;他们在看完我几篇作品以后就当机决定替我出版处女作，而且保证抢在我生日之前，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献给我十五岁生日。他们给我了在当时算是丰厚的版税条件，但签署合同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年纪根本不具备签署合同的法律效力，只得找来爸爸以监护人的身份替我签署合同，而当合同真切地摆在爸爸面前的时候，他在终于相信我偏离音乐道路、而走上写作的道路是无法改变的了。
又有几个周末，我独自坐上公车，从北京的东边跑到北京的南边，亲自参与书诞生的过程，就像几个人一起努力制作的一个生日蛋糕，我对材料的选择、水果的种类、甚至是蛋糕的大小都有着发表意见的权利，几位出版商完全不会因为我年纪小而替我擅做决定。
在五月十二号，也就是我为书最后写序言的时候，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往往有些东西让人欲罢不能，写作对我就是如此，当坦白变成伤害，我可以选择谎言，当谎言也变成伤害，我只有选择沉默。如果还想留住些许记忆，只有借助于文字。”
选择在十四岁结集出版文字是有原因的，这个年纪还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言语太过负责，还有很多人会把你当成孩子。当我真正从女孩蜕变成女人时，我怕很多思想和领悟都不复存在，该说的话还没有表达，却再也回不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地下铁》只是一种对孩童时代最后的纪念，仅此而已。
2002年6月15号，我的第一本个人作品《地下铁》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评论家陈鸣华作序。
2002年的暑假，我接到了天津报业集团的邀请，去天津参加了个签售活动，一同去的还有差不多同时出书的北京娃娃春树。但俨然她要比我红火很多，在书商的轮番炒作下，敢说敢做的她已经成为80后的代言人。在火车上她大谈在外地签售时穿肚兜被媒体乱写的经历，还一起讨论莫文蔚新专辑里哪首歌最好听。签售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她签五本我签一本的频率，结果人家的书签光了，我还特汗颜地剩了好多的书，春树怕我不高兴还大声地替我吆喝。中午我们被叫去和天津报业集团的领导吃了顿海鲜，那还是我第一次尝到鲍鱼鱼翅的滋味，我和春树虽然一左一右的陪同着，但她的大大咧咧以及我的小家子气，让人完全忘记了我也是个北京女孩的事实。回家只能跟我爸妈炫耀，我吃过鲍鱼了！
2008年的今年，依然有无数的读者向我询问那部作品是否还可以购买，那部作品不是我文字最娴熟的一部，却是情感最真挚的一部，而那种“厌恶自己安逸的生活，希望它结束”的思想直到现在还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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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