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许可佳很少再来我的住处，有时候我母亲会在餐桌上问起来，问我和许可佳最近是不是在闹别扭。我总是跟母亲瞎扯几句，搪塞过去。每次跟母亲在一起，我都有点担心她会突然提起耳环的事，幸好，母亲好像忘掉了她给过我耳环。没说的，我又欠了许可佳一次情。如果许可佳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我母亲，接下来的麻烦我不愿意去想象了。
这一天正吃着饭，母亲说：“有一件事我这几天一直想问问你，总是给忘掉了。”我的耳朵像给敲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我望着母亲。母亲说：“我听可佳讲，你在北京还有一个表姐，我怎么没听说过一样？”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什么表情。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我走开了，走进厨房里给父亲盛了一碗饭。我在桌子上扫了一眼，发现父亲的饭碗空了，就端起来走进了厨房里。我慢慢添着饭，脑子里迅速转开了。具体转了些什么，现在也没法子一条一条理顺拿出来。按理说，我首先要确定的是：说不说谎？但我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厌烦许可佳，觉得她不该这么东说西说的。接下来，我意识到此刻没有时间去厌烦许可佳，我应该决定是不是对母亲说实话。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应该说实话。可是，说假话的念头很快又占了上风。我觉得说假话省心。父母那一辈的表亲本来就多，我编一个故事并不困难。我可以在母亲和玲姐之间放上七大姑八大姨，把水搅浑。为了安全起见，我还可以往其中放一两个跟母亲关系不好的姑姑，再放一个死去多年的表姨，让母亲无从查证。一下子说不清为什么，编这么一个故事让我心里堵得慌。也许我实在是不愿意把春节前的这一周变成“谎话周”，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
从厨房里走出来，我决定不说实话，也不说假话。我决定不把真相说完整。我告诉母亲：4年前我在棋院里认识了一个比较年长的女人，她今年40岁了，一直比较关心我，照顾我，帮我找工作，还帮我找女朋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关系时就省事说是表亲了。
母亲轻轻拍了拍脑门子，笑了，“我说呢。我把头想痛了也没想出这门子表亲来。还以为记性不行了呢。”闲扯了几句，母亲问父亲：“人家这么照顾天儿，你看是不是该请她吃一顿饭呀什么的？”
父亲说：“那是应该，那是应该。”
母亲说：“天儿，你爸爸也说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呢，你看哪家馆子像个样子，价格也合适？也别太便宜了，省得人家说我们小地方来的人小气。”
父亲点点头，说：“第一次大方些，那是应该，以后熟了，就在家里吃点什么都不要紧的。”
我心里一阵感动，说：“她也不是那种讲排场的人，要聚一聚，就家里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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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那不行。妈也不是一定要讲排场，妈的手艺你是知道的。嗯，这回妈跟爸出钱请，是妈跟爸的一点心意。这回你就不要管了。你只负责约人。”
饭后，我走到另一个房间去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饭桌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玲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近怕是没什么时间啊。”
我说：“我妈这个人你还不清楚，你要是不来，她肯定要亲自找你去的。”
玲姐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这一顿我来请。我也应该尽一尽地主之谊。”
我说：“我觉得谁请谁是次要的，聚一聚再说好不好？”
玲姐笑了，说：“我现在要说不好，怕是也不行了。”
春节前的那一阵子，玲姐所在的单位酒宴不断，我听见玲姐在电话里算日子。末了，她定在了腊月二十七号中午。地点在前门烤鸭店，那儿是在北京工作的人请外地亲戚朋友吃点上档次的饭时，一般会首选的地方。我没什么意见。挂断电话前，我本来想说点别的，后来又觉得这会儿没什么更多的话好说，就挂断了。挂断后，还冲着电话笑了笑，望着窗外舒了口气。窗外，大雪静静飘落，一派祥瑞。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所在的销售部也有一些应酬。除非请的是跟我有直接关系的客户，一般我能推的就推掉了。许可佳几次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她家吃年饭，我告诉她节前忙得要命，她似乎有点生气，我也只好由她了。得着空子，我就去玲姐那边看一看。玲姐肯答应跟我父母在一起吃饭，我就像提前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心态平和多了。但我有时候还是担心中途有什么变故。每次去她那边，四处看看，看见没什么异常迹象，我才会觉得又平安地过了一天或两天。有一次在她那边住了一夜，回来母亲盘问了半天。后来因为不愿意说谎，再晚也回家了。
腊月二十七号一大早，粘糊小妹打电话来跟我借钱，说她想把阿伍保出来过年。我这才知道阿伍被关进了局子里。我很久没跟阿伍联系过了。见着粘糊小妹后，听她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原来，我让粘糊小妹在家休息的那段日子，她闲得发慌，就想跟阿伍一起出去做几单。一家私营企业有个中年女老板有下单的意向，阿伍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了床上。阿伍就是在床上赤条条地给警方逮住的，原因是女老板的丈夫十几个小时前被勒死在汽车里，阿伍成了嫌疑犯，现在已经给关了半个多月了。女老板托人带口信，说只要阿伍承认她丈夫死的前后个把小时，阿伍跟她在床上，她就出钱保他出来。可阿伍觉得人命关天，没有答应。粘糊小妹讲这些事时，笑嘻嘻的，让我弄不清真假。我问她为什么不找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