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喜欢她。你不讲良心，妈替你讲良心。”
母亲这一番话说得我有些羞愧。对许可佳，我心里一直盘踞着一些类似歉疚的东西。我也想为许可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但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母亲对许可佳这么热呼，我就当是替我做了一些吧。做晚饭的时候，许可佳走进厨房里去给母亲帮忙。听见厨房里不时传出她们的笑声，我耳朵里又一阵阵发麻。我真恨自己没本事把我和许可佳的事处理妥当。
很久以后，回想起这天的情景，回想起我跟许可佳交往的历史，我闷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挤着自己的太阳穴，我问自己：你怎么就这么软弱啊？我真觉得自己不可理喻。除了已经揭示出来的原因，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可我就是想不起来。现在，我坐在电脑前，试图看清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看不清。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具备完全理解自己的能力。
晚饭后，许可佳陪我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听见她提出来明天可以陪我父母游览北京城里城外的名胜古迹，我父母都很高兴，我心里很不安。他们正商量着游览计划时，我把许可佳叫到了另一间屋子，告诉她我父母年纪大了，一般睡得比较早。许可佳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说：“我只顾着傻高兴，把老人家睡觉的时间搞忘掉了。”
送许可佳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许可佳的耳朵上晃荡着我母亲送的那只耳环。那是一只镶有祖母绿宝石的耳环，是我母亲出嫁时，我外婆送的。虽然不算名贵，但意义非同寻常。我很想要回来。我陪许可佳走出了小区，一直没想好怎么开口。听着积雪上的脚步声，我心里一点一点变冷变硬了。走到了大街上，我有了主意。
我对许可佳说，耳环有点问题，我母亲忘了告诉她，套宝石的箍子不牢实，得修一修。
许可佳站住了，说：“是吗？”她取下耳环，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看了看，“挺牢实的呀。”
我说：“看着牢实，不定哪天就掉下来了。上次宝石掉下来，我母亲找了好几天才找到。”
许可佳说：“那我拿去换个箍子好了。”
我说：“最好是换个箍子。不过也可能是我母亲的那一只有问题。反正一只换了，另一只也得换。两只得弄成一样的。”
许可佳笑了，说：“没事，哪天我都拿去换好了。”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对她说：“你给我，还是我明天去修吧。”
许可佳说：“看你不放心的，好像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一样。”
她笑着把耳环放在了我手心里。放下前，还往上提了一下，才放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父母出了门，去长城和几座皇陵看了看。出门的时候母亲问我许可佳怎么没来，我跟母亲瞎扯了几句。母亲皱起了眉头，没说话。路上，许可佳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们怎么提前出发了，我走到父母听不见的地方，跟许可佳瞎扯了几句。她问要不要她赶过来，我说不用。
打完电话，我呆呆地望着长城，这么短的时间就说了这么多假话，不知道以后还要说多少假话才能补上，心里真是不爽。我不是故意矫情。如果把我过完22岁生日后我说的假话都收集起来，堆在一起，就会看清楚这一年我的人生态度到底有多大变化。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一条为假话辩护的名言：适当说一说假话是善良的表现，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接受真实的能力。从此以后，我觉得越来越不便反对这种说法。
从长城和皇陵回来没几天，我和许可佳在海洋馆的水下餐厅里吃过一次海鲜。许可佳突然问我耳环修好了没有。我假装没听见，像是被鱼吸引住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鱼在许可佳的脑袋旁聚成一团。许可佳顺着我的目光瞧了瞧，用筷子敲了敲玻璃，那些鱼立刻像受惊的鸟群散开了，各自飞得远远的。许可佳回头又问了我一遍耳环的事。我只好又拿假话来抵挡了，我告诉她，耳环被我弄丢了。
许可佳张着嘴望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在空气中弯成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很快，她笑了，问我是怎么弄丢了的。我脸上在发热，呼吸困难起来了，感觉很需要潜水员头上戴着的和背上背着的那一套东西。搓了一会儿脸，我很不情愿地编了一个故事，说耳环是在地铁里被人偷走的。
许可佳笑出了声，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第一，丢了东西又不是丢了人了；第二，偷东西的人又不是你。”见我还在搓脸，许可佳讲了几个海底生物有趣的故事。我配合着笑了笑，很感激她没有继续说耳环的事。
此后，我和许可佳还去冰封雪冻的什刹海吃了一次韩式烤鱼，去东方广场回转寿司吃了一次日式生鱼片。显然，许可佳每次挑餐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顺着我的嗜好和口味。我呢，宁愿顺着她的意思，跟她在外面吃吃饭，也不希望她常去我的住处跟我父母搅在一起。我想等父母走了，再跟许可佳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说清楚，否则她闹腾起来，我母亲定会帮她，那时候我可真是里外不得安神。当然，跟她左一顿右一顿的吃着喝着，理由不止这一条了。其实有时候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我还是有点开胃的。我很少见到像许可佳那样热爱食物的女孩，她有时候吃得稍嫌放肆，还偷偷松一松皮带什么的，脸上和衣服上沾着油渍，她那副吃相的确能让人感到生活是值得享受的。那一阵子，因为玲姐的事一直悬着，我心里很不踏实，跟许可佳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只要她不逼我太紧，我多少能感到一点放松和安定。好在大多数时候她有理有节，进退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