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我觉得应该马上让玲姐知道。得到消息这么久，没告诉她，已经对不起她了。前些时没告诉她，也许还可以勉强解释为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了。我这方面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应该告诉“另一半”（我喜欢人们有时候爱用的“另一半”这个词）。况且，我已经不认为去做销售员完全是一件坏事。稳定的收入是失去了，至少千篇一律的日子也结束了。在这样的公司里做技术也做不出头。做销售，我要面临的除了动荡和艰辛，也许还有一本励志书上讲的神奇时刻，那种能改变命运的神奇时刻。
我走到露台花园里，打算给玲姐打电话。露台花园建在一幢附楼的楼顶上，玻璃天棚，半个北京尽收眼底。面对敞开的城市，我的胸中意气翻涌。目光正从玫瑰色的天际吸取词汇，脑袋里正琢磨着怎么跟玲姐说这事，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阿伍和粘糊小妹站在一丛美人蕉后面，朝我招着手。阿伍指着哭哭啼啼的粘糊小妹告诉我，名单上也有她，阿伍说：“我都跟她说好几遍了，在这哭没有用，要哭就上总经理办公室去哭，可她一定要躲在这里哭。”粘糊小妹说：“在那里人家哭不畅快嘛。”接着，粘糊小妹笑起来，说其实她知道上哪儿哭都没有用，她只是自个儿哭着玩的，觉得不哭一哭，好像对不起正式开始冒险的日子。我笑了笑。粘糊小妹抹抹眼睛望着我，说：“小天哥带着我跑销售好不好？”
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了想，说：“我可说不上好不好。我长这么大，只会买东西，还没卖掉过一样东西呢。”
阿伍说：“别说那么多了，搭个档，算是互相有个照应吧。客户是男的，她就上。是女的嘛，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给我打电话。”
我笑了，“这么一说，我们成卖什么的了。”
阿伍严肃地说：“卖服务。这年头，只卖东西，不卖服务，什么都卖不掉。”
我说：“那倒也是。”我没心思跟他们多扯这些事，谢了谢阿伍帮我借房子，就走开了。见在露台花园里不能安安静静打电话，公司大楼里别的地方也不够私密，我觉得不如先去找经理袁大头销假和告别，然后再下楼给玲姐打电话。
走到袁大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隔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请进。”袁大头即使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你去敲门，他还是要隔那么一会儿才吭声。我很烦曾经在衙门里流行过的这一套。记得哪一本书上见到过有关这种行为的心理解读：这一小小的延宕，能迫使人把节奏放慢，迫使人持重。知道了这一点，我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一敲门就推开，推敲一气呵成。但这一天，我决定满足一下袁大头。
我轻轻推开门。袁大头装出一副正在审阅文件的样子，示意我去沙发上落坐，要我稍等一下。他继续看文件。我知道袁大头在拿两眼的余光研究我，同时在肚子里聚集语言，他一贯这样做。反正在他手下也没几天了，看在他上次爽爽快快答应我休假的份上，我就爽爽快快地坐在那里。袁大头放下文件，在文件一角飞快地写几个字，才离开办公桌走到另一张沙发上坐下。
袁大头说你来了，我点了点头。这显然是废话，袁大头很擅长拿废话做开场白，我觉得，临走前多听几句废话也是应该的。袁大头似乎看出了我心情还不坏，接着又来了一大串滑滑溜溜的废话。他问了问我休假的情况，去了哪里，愉不愉快，等等。再接着，用很诚挚的口气表示了一下对我的赏识，他说这次公司决定让我去做销售，他看出了我的素质：我在公司里有令人羡慕也令人嫉恨的关系，却没动用过，他真是很赏识我的沉着与自信，等等。末了，表示了一下惋惜，他说我一直对他的工作很支持，现在我要离开了，他真是很惋惜，等等。他说这些的时候，我不出声地听着，像欣赏一个演员的表演。我有几次想站起来走掉，有几次想吐，有几次想笑，还有几次觉得他把那么多文件一样的台词说出来，也真不容易。我在袁大头手下干了大半年，他跟我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这么多，这么有“感情含量”。有几秒钟我想起了人力资源部经理，如果那个经理用这种方式跟维修部的技术员谈话，我不知道他的鼻子还会不会歪掉。
大约半个小时后，袁大头看了看表，说：“一起吃顿饭怎么样？部门里的人都去，为你饯行。”我笑了笑，说：“算啦，有你一个人挖苦，应该够了吧？”袁大头也笑了笑，说：“不能算是挖苦吧？你啊，我也知道，你一回来我也就不在这个位子上啦。到时候你是给我饯行，还是挖苦我，都随阁下的便吧。”我说：“阁下这是真的在挖苦我了。”他直摇大头，叹气，把我送出办公室。我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觉得自己已经没必要说更难听的话。一想到我再也不会走进这间办公室了，不会跟这个大头在一个部门了，心胸仿佛开阔了许多，跟过去结下的怨也都一刀两断了。
乘同事去食堂里吃饭的时间，我走进办公室，往纸袋里收拾自己的东西。整个办公室一片沉寂，三十多个小隔间像战后的坑道掩体。收拾好东西后，我双手枕在脑后，仰靠在电脑椅上坐了一会，望着天花板发了一会呆。然后关掉日光灯，轻轻地带上门走掉了。我觉得这样静悄悄地离开最好，免得我和大家都罗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