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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下属也不糊涂，深知承审此案万万不能审得与上司结果不同，不然纯粹是与上司过不去，自讨苦吃。在审讯时，他们就没有敢动刑罚。杨乃武见此次审讯是朝廷圣旨下令，又没有动刑，知道所写申诉材料起了作用，就推翻了原来所有的有罪供认，重新说明自己与此案毫无瓜葛。葛毕氏也趁机全部翻供，否认自己毒死丈夫。湖州知府锡光一看情况不妙，这样下去会无法收拾，审了一次就找了个借口退出审问团。其后的几次审讯中，主要由绍兴知府龚嘉俊主审，两位知县作辅。审来审去，杨毕二位主犯就是不供有罪，毫无头绪，既无法维持原来判决，又难以推翻原先审判。正在三位审问官无台阶可下时，恰好同治皇帝驾崩，又适逢浙江省三年一次的大考，案件审讯不得不暂停。其后迁延日久，三位审问官主动递交辞呈，请求另择大员审理。六审就这样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同治皇帝死后，光绪皇帝于次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继位。按照惯例，新皇帝登基继位，为显示天子之仁爱宽厚，都要大赦天下。但杨毕一案因审而未结，案情重大，悖逆人伦，罪大恶极，不在特赦之列。
杨乃武与葛毕氏在六审中双双翻供的消息经《申报》报道后立刻传遍各地。案件扑朔迷离，久久拖延，引起朝野上下的种种猜测。四月二十四日，刑部给事中王书瑞忍无可忍，首先发难，向皇帝递呈奏折，弹劾浙江巡抚杨昌浚等人“复审案件，意存瞻徇”，故意迁延时日，谋图不轨，企图等杨、毕等犯证关死狱中，即可草率结案，维持初审判决，以利考成。王书瑞愤慨之余，请求皇上及两宫太后另派京都大员查办此案，务释众疑。奏折一出，应者云集，矛头直指浙江巡抚杨昌浚。杨昌浚上书辩解，说自己绝非有意迁延，实在是因恰逢封篆，又遇上国恤，兼有本省科考，又说杨、毕虽然屡次翻供，但药店“钱宝生”供词始终如一，并供出杨乃武家属常到其店中滋闹，逼胁他翻供以救人命，案情变幻反复，正在研求实情等等。但光绪帝迫于舆论和大臣压力，钦定浙江学政胡瑞澜全权接审此案，并严命杨昌浚将杨、毕及涉案重要证人仔细看管，如果万一在狱中瘐毙，将予严惩。
清代各省、府、县均设有学政。学政负责当地科举考试、遴选人才等，通常由饱学之士担任。浙江学政胡瑞澜就是一位公认的学富五车的人物，在当地也颇有些名望。朝廷圣旨钦点他负责审办杨、毕一案时，胡瑞澜正忙于当年浙江省的考选，杨昌浚把未审结的案件卷宗、案犯及要证等转交给他时，他正忙得焦头烂额，急得一塌糊涂，直到他忙完考选事宜后，才开始着手阅览卷宗，正式审理此案。
胡瑞澜（？～1882），字筱泉，武昌县人，道光进士，历任山西学政、左副都御史、礼部、兵部侍郎。毋庸置疑，作为学政，职掌全省的科考、人才遴选大事，胡瑞澜学识深厚，堪称饱学之士，十分称职，但对于审判案件尤其是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则有些力不从心，何况以前从未接管审理过案件。他自己也担心办不好这一万众瞩目的疑案，圣上又没有选派其他官员同审，只好奏明皇上，请求允准自己从下属中选出几个官员共同审理，以表明自己没有暗箱操作，保证案情公开，秉公执法。观察了半月，他最终选定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世潼四人参与审讯。这四人均非原审官员，没必要回护偏袒任何一方。
尽管如此，因才力所限，胡瑞澜依然没有抓住案件的关键核心所在。他没有从案件的源头抓起，而是针对杨乃武的申诉材料展开调查，经过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劳作，果然发现了申诉材料中的大量捏造诬陷之处。如杨乃武在申诉中说葛品连之所以搬出另寻租处，是因杨乃武告知葛品连葛毕氏有不轨行为，致葛毕氏遭到丈夫殴打，从而对杨乃武怀恨在心，诬告杨与其通奸谋毒；又如，杨乃武说知县之子刘子翰及民壮阮德向其敲诈勒索钱财不成，遂诬陷杨与葛毕氏偷奸；再如他称葛毕氏与何春芳有奸情，以借此证明葛毕氏与自己原先就有仇隙，葛毕氏有诬陷自己的动机，借以洗脱自己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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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三（4）
胡瑞澜针对这些事件进行了不辞劳苦的调查，结果查明杨乃武申诉材料里所列的这些事实根本就不存在。余杭知县刘锡彤的儿子并不叫刘子翰，而叫刘海升，已经于同治十二年四月回到天津本籍老家，案发时并不在余杭。胡瑞澜还查明，杨乃武家人的不少做法令人起疑。如他们去葛品连母亲沈喻氏家中跪求沈喻氏撤回呈诉，去仓前镇强迫“钱宝生”取回原供具结。连王阿木冒名王廷南到都察院递交申诉材料也被胡瑞澜查了出来。胡瑞澜就此认为杨乃武做贼心虚，企图掩盖事实，销证灭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