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代表了萨特在文学上的对立面，一种他不喜欢的完全解脱的思想类型，而这反倒成了萨特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动力。萨特常常问自己：“他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反向移情作用，要把自己不喜欢的人的魅力搞清楚，这本身就成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萨特最喜欢的作家是司汤达，但他在小说史上没有重要地位，而福楼拜却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性。萨特只能选择后者。福楼拜描写了自己人物的内心，同时就以某种方式讲述了自己。他以这种方式描写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是无人可比的。逐渐地，在研究过程中，萨特对他的反感消除了。作为个体他仍然不喜欢福楼拜，但他同情这个生活中的完全失败者和文学中的巨大成功者，因为这个人为此深受苦难。也就是说，最后萨特对福楼拜达到深层次的了解。
“想象”一直是萨特探究的主题之一。早在30年代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整本书，现在他仍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福楼拜的特点是，与其他人相比，他愿意完全成为想象的人，他给予想象以超出一切的地位，他的非现实成分是非常完整的。通过探究福楼拜及其作品，萨特可以更好地发挥他关于想象的思想。自30年代以来，萨特关于想象的思想基本没变，只是现在他觉得要用更实在的观点来修正它。因此可以说，《家庭的白痴》是70年代的《想象》。
另外，萨特对19世纪法国社会生活很感兴趣。他想搞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在1848年，爱幻想的资产阶级想象中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通过福楼拜在30年代的遭遇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总起来说，萨特写《家庭的白痴》的目的是要证实，一个人只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和必要的文献，他就完全能够去了解任何人。
同萨特另外两部主要传记作品相比，《家庭的白痴》更具有传记文学的特点。
《圣.热内》应该是萨特的得意之作，它透彻地阐释了萨特的自由观念。但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看，他对热内境况的研究是不够充分的。热内是一个孤儿，被送到一个农家，而他一无所有。但在1925年左右发生的这一切仍然是偶然的。他一生的整个来龙去脉仍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热内，一个弃儿，在孤儿院，这都体现了20世纪特定的社会现象，而这一点没有在《圣热内》中充分表达出来。
造成这种不足的原因有两个。热内是一个活人，要对一个正活着的人进行充分的总体化，这是不可能的。辩证法既遵循年代顺序，同时也要采用以未来说明过去的逆溯方法。只有在生命结束的时候，一个人的总体化才得以完成。再就是当时萨特对于辩证法的研究还不是十分成熟，这也影响他对热内的深度把握。
《家庭的白痴》在研究福楼拜这个个体上是极为成功的。萨特把福楼拜完全作为一个个体同时又完全作为他那个时代的表现让读者去感受和理解。他阐明了个人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之间的遭遇冲突，说明在一定的时刻，一个个体在他那非常深入和熟悉的境况中，通过家庭，可以完成历史的任务。
萨特的自传《词语》也是一部成功之作。它与《家庭的白痴》之间有着渊源关系。萨特说，如果他不写《家庭的白痴》，他就不可能在《词语》中谈他要谈的东西。他开始写和后来重写这两部作品的时间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第三部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家庭的白痴》（2）
但他写这两部作品所采用的方法和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在对福楼拜的研究中，萨特使用了情感同化法，也就是不让自己的好恶态度影响对人物的研究。他做到了这一点。而在《词语》中就不是这么回事。一个人对自己不可能产生情感同化，因为他与自己的关系中总带有一点同情或厌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和价值判断。所以萨特说，《词语》并不比《自由之路》更真实地反映他自己。《词语》也是小说，是他自以为真的小说。
这两者相同的是，它们的关注中心都是一个作家的神经官能症，或者说，一个人是如何因其神经官能症而成为作家的。不过一个是他人，一个是自己。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共通和相互启发的地方。
《家庭的白痴》在给我们如何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再现真实性方面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萨特在这部作品中抓住的一个中心点就是“总体化”。
我们关于人物的信息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例如“福楼拜生于1821年”。这是一个客观社会事实，只要通过官方文件就可以证实它。另一种是例如福楼拜在给情妇写的许多信中都提到的一句话“艺术使我恐惧”。这也是客观的。但我们不能随意判断它就是真实的从而给这句话一种意义，除非我们能首先确定福楼拜一般来说和在这个例子中特别来说是真诚的。因此，这句话只有放在一个总体中才具有意义，而它又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并且创造这个总体。这种总体化的思想也就是萨特人学辩证法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