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没有对准我。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如果15世纪或者16世纪就有诺贝尔奖，我们就会看到，克莱芒•；马罗得了奖，而康德没有得到它──他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混乱或因为评审团的某些成员做了这事那事，这奖没有给他──当然，维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这时，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
萨特还进一步分析说，诺贝尔奖是年奖。这个奖同什么相符合呢？说一位作家在1947年得到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对那些较早得到它的人，或对那些没有得到它但他们又写了大概是更好的东西的人，它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奖有什么意义？真正可以说他们在把它给某一个作家的那一年他就比他的同事、比其他作家更优秀，而在这之后的一年又有某人更优秀吗？人们真正有必要这样来看待文学吗？好像那些在一年或很长时间都是优秀的人们只有在这个特别的一年才能被承认是优秀的，这合理吗？应该说这是荒谬的。显然，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对其余的人来说是最优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而“最好的人”的说法表达得不好——应该说他是那些真正写了好书的人中的一个，而他跟他们是平等的。他可能是5年前、10年前写了这些书。
最后萨特将话题回到他自己身上：“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萨特反对等级制的思想基础是他对天才与平等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那种天才超人的思想同平等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天才和超人只是充分表现了作为人的实在的存在，而根据地位和等级制度来分划分自己等级的人们只是一种未加工的材料，其中可能找到后来出现自由突变的超人。但这种未加工的材料毕竟不是由超人构成，而是由低能者组成，它是符合于那套不是面向人本身而是面向其属性──面向铁路巡警、出版检查官、教师等等──的等级制度的，总之，是职业、行为、他们用心包装自身的物体，即那些易受等级影响的东西。但如果一个人达到相当深度，等级就不可能了。萨特说，这是他为自己逐渐搞清楚的东西。
关于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天才，萨特说，“我只是在一闪念的直觉中才感受到我的天才；其余的时间它只是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在我这里，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我从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天才的作品。虽然它们都是按照我对天才作品的理解和要求去写的。我不轻视自己的作品。它们代表着某个重要的东西。而作为一个天才我有权嘲笑这些作品，拿它们取笑，虽然同时它们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天才不被承认，他不应该让自己绝望。”
萨特指出，关于天才思想的难点在于，在不同的智力之中有一种同等的东西。这就是说，一个作品可能被称为佳作，因为它的作者适合于写这类作品，他具有一定的专门技巧，但并不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别人不具有的性质。最后萨特说：“我想，我可能比另一个人更加有天资一些，智力较发达一点。但从根本上看，我的智力、感受力和别人是相同的。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优越性。我的优越性就是我的书，当然这是就它们是好书来说的，但另一个人也有他的优越性──这可能是冬天在咖啡店门口卖的一包热栗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越性。就我而言，我选择了这一个罢了。”
第二部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养女阿莱特（1）
在爱情关系方面，这一时期有一个女子进入萨特生活，她开始是萨特的情人，后来成为他的养女。1956年3月，一个叫阿莱特•；艾卡姆的阿尔及利亚籍姑娘给萨特写了一封信。她19岁，是犹太人，在卡涅的凡尔赛公立学校读书。当时她正在准备一篇论文，打算通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她读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信中，一方面，她就论文的有关问题向萨特请教，就萨特哲学中的有关问题请萨特解答；另一方面，这时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打得火热，她作为一个生活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感到十分苦恼，不知何以自处，于是也在信中抒发自己的苦闷。萨特回了信，让她寄论文来。以后他们不断有书信来往。然后顺理成章地是两人见面。然后阿莱特成了萨特的情人，他的最年轻的情人。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刺激，也由于从事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写作的过度紧张和疲劳，萨特一度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除了波伏瓦的照护外，阿莱特也给了他许多抚慰。萨特和阿莱特曾一起去威尼斯度假。在那里，萨特写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最后一幕的初稿。萨特将剧本的内容读给阿莱特听，特别是主人公弗朗兹的演讲，让她提意见。阿莱特说，弗朗兹的讲话有些夸张和做作，但萨特的表演倒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