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摊老板道：“别理他，是邓老头犯神经病。”接着说出一段故事：
邓老头的女儿女婿在深圳开饭馆，生意红红火火，每年都能挣十万八万。
有一年，老邓到深圳看女儿女婿，住了半个月。临回家的时候，小两口塞给他一个鼓囊囊的纸包说：“这是5万块，帮我们把旧房子翻盖一下，等挣足了钱，我们再回家孝敬双亲。”
邓老头一辈子也没摸过这么多钱，心里挺高兴，可是又担心路上丢了，说：“不如寄回家。”
女儿女婿一撇嘴：“这么点钱，省得麻烦。”
邓老头一想也是，寄回家又要花汇费，又要专门到城里取，太麻烦。于是，便藏在随身携带的塑料编织袋里，还特意穿上一身破烂衣服，打扮得像要饭的。
那时候，火车还没有提速，从深圳到武汉到孝感，需要三十多个小时。怕他太劳累，女儿女婿还特意买了卧铺。
错就错在这张卧铺票上。你想，一个要饭的老头坐卧铺，那是什么感觉？别人看他的眼神，肯定也是怪怪的。
最有意思的是，偏偏车厢里有个小伙子，特别爱开玩笑，逗他说：“大爷，你是乔装打扮的李嘉诚吧？这年头有钱人出门都这打扮，个个身上带着巨款。”
老头赶紧说：“没有没有，俺带的是存折。”将手里的编织袋捂得紧紧的，一刻也不动地方，晚上也不睡觉，瞪着眼睛，惟恐遭小偷。
他的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年纪大，没休息好，还没等到孝感，精神就崩溃了，看谁都像小偷。见人就下跪：“求求你，俺带的是存折，千万别偷。”
结果，他女儿女婿给的钱也没翻盖房子，全花进医院了。
听了邓老头的故事，再看他手拿大喇叭，挺肚子叫骂的模样，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脑海里突然出现《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话：“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再联想起人们捉住小偷之后，手脚齐上，一番爆打的场面，更是不寒而栗。
阿飘，我悔过了，再也不偷了！我在心里默默念叨。不过，念叨归念叨，从敦煌出来不久，我就违背了誓言，又一次伸出手。
当时，我坐的是开往兰州的火车，准备去嘉峪关看大漠风光。在我对面坐的是一对夫妻，男的病恹恹，头枕在女的膝上睡觉。女的特别爱倾诉，和我邻座一个鼻梁高挺的女孩儿聊个没完。
从家里的母鸡不下蛋，聊到给羊做结扎手术；从家里有几个孩子，聊到男人的病：男人胃里长癌，吃什么吐什么，这次是去省城动手术。
“全家老小就靠他一个壮劳力。”女的叹了口气。
大约车到玉门的时候，同行们粉墨登场。和深圳的小偷不同的是，他们手中拿着一把医用镊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口袋里夹钱包。除了被偷的人看不到，没被偷的都看到了。
最奇怪的是，车上没人理。即使发现被偷，也在那儿装哑巴。有个列车员，眼睁睁看着他们偷东西，也装作没看见，头一低，从旁边擦身而过。
简直太猖獗了。连我这个“偷王”的徒弟也看得目瞪口呆。
坐对面的女人聊了一会儿，觉得内急，起身上厕所；谁知眨巴眼功夫，就哭天抢地跑了回来，腰带在外边搭拉着，两手提着裤子。
“钱不见了，那可是救命的钱。天老爷呀。”她说。
整个车厢一片骚动。大批人的脖子长出一截。
5000块钱缝在一个布兜里，捆在腰上。现在只剩下腰带。那是一个农民不吃不喝两年的辛苦钱。给男人治病的救命钱。那女的快急疯了。
最悲惨的还是那男的，听说钱丢了，一下子跳起来，迎面煽了女的一巴掌，腿一蹬，躺在座位上人事不知。
这一下车厢热闹了。女的哭得死去活来。围观者看得津津有味。列车员赶紧过来掐人中施救。坐我旁边的女孩儿似乎无动于衷，往坐位上一靠，闭目养神。
我悄悄在她耳边说：“讲点职业道德好不好？这种钱也偷。”
《作贼手册》第一条就规定有“三不偷”：穷人的钱不偷，病人的钱不偷，江湖救急者的钱不偷。
她猛地睁开眼，上下打量我。“你是干嘛的？”她小声道。我用手比划了一个暗号。这是全国通用的。虚握半拳，伸出中指和食指。
“从哪儿来的？”
“深圳。”
她不屑地白了我一眼，说：“俺们这里是市场经济，没那么多规矩。”
我继续作思想工作。采取的是“换位思维”的方式：“要是您家里人……”她不但不听，还瞪了我一眼，溜到车厢之间的结合部，点燃一只烟。
我紧追不舍，扒心扒肺地劝她，所有的招数都用上了，包括泡妞专用的甜言蜜语。
我真的有点佩服她。她几乎刀枪不入，始终耷拉着眼皮，在那儿吐烟圈。最后，实在不耐烦了，她一招手，眼前立刻冒出两个彪形大汉，虎视眈眈瞅着我。
没办法，我只得陪着笑脸，拍拍她的肩膀，知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