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让我难过的类型是我二舅公，我二舅公是个路盲，据我观察他识别方向的辩识凭借物一般不超过二个，也就是说他经常会把某棵棕榈树当成回家的指路明灯，至多加上棕榈树后面那道仿古铁护栏。所以悲剧时常发生。那次他去看他的大女儿外出半个月，正好他们那个城市轰轰烈烈开展了一场种植本土名树的运动，那个城市的本土名树是什么？是竹子。我们知道，竹子是群居植物，长出来一排简直和孪生兄弟一样，所以二舅公黄昏之际回到家附近简直崩溃得要怀疑人生，拄着拐杖的他一根一根地数，一根一根地比较，脸色苍茫、目光迷离，在竹影的衬托下简直就像是在考察竹子生长状况的退休后发挥余热的老科技人员，或者干脆就很像《卧虎藏龙》里那个垂死的碧眼狐狸……
我不喜欢广州，作为一个工作关系分在广州的工作人，我却拼命寻找各种理由来逃避广州，这不仅因为轻度鼻炎的我对于那个“空气中散发着卤水拼盘味道”的城市有所忌惮，而且因为我对于那个在自由经济模式下发展出来的城市的面目感到难受。它的高架桥如垂死的蚯蚓爬在城市的体表，让你误以为它永远没有完工之日；它的公众建筑从外表来看永远分不清功能，你以为它是个餐馆，其实它是个邮电局……
想看
请告诉我（2）
我的报社处在广州人民路老城区与新城区夹击之中，又处在国营单位地盘和私家住宅的交错之中。五年前刚去报到第一天，我带着小时候看了《三家巷》的清朗情愫前往报社，上得电梯，奇怪地发现日式电梯居然被用红木装修过，但很不豪华却很别扭；到了办公室推开窗户，发现对面是一座清朝风格的骑楼，有个光膀子男人在阳台上打一趟乱七八糟的南拳；旁边兀然矗立着一座美国式的玻璃大楼，亮晃晃的灯光让人不知东南西北；再往前走，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突然兴建起来的一批贴着马赛克磁砖的六层灰楼……如果还有胆量再往前走，就是很著名的传说是被开掘出来的唐朝、宋朝、明朝等五朝老马路。
我经常在想，住在这样一个城市真的很危险，很容易迷茫和抓狂，天啊，请你告诉我到底活在哪个时代？或应该相应地穿上什么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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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抛弃谁
我一直认为所谓城市就是一个拥挤的童话，它用你一生的时间去欺骗你，而且当你死了以后它仍然存在，并精力充沛地继续欺骗下一代人类。
早年的好莱坞影片里常常出现这样的镜头：当男女青年饱受艰辛终于见彩虹后，他们会站在通向城市的小道上满眼激情地凝望着城市的远影，喊，“好的，就这样！去城市！”这样的情景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并使这个国家把建设出巨大而繁华的城市作为最高理想。但是城市建起来了，美国人的理想似乎并没有完成。像纽约、洛杉矶甚至包括日本东京这样的巨型城市的居民普遍有心理疾病，而且其实城市中心往往有相当多的铁皮房和简易房，亘古不迁，因为穷人亘古不变。
这真是一个城市的悖论：城市越大，房价就越高；房价越高，人们就越只有往廉价的城外搬迁。这样，城市又开始越来越大，而房价就越来越高。
因为生产城市不像生产汽车，如果汽车生产量越多它的价格就会越下降，但城市不会因为它的面积越大地价就越便宜，当这座城市又修建了一条三环或者四环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多的地来居住，反而意味着我们将拿出更多的钱来居住。世界上地价最高的城市全是那些动辄可以容纳几千万人口的超大巨型城市。
《成都，你将把谁抛弃？》——现在的成都将会抛弃很多本来属于这座城市的人们，因为城市越大，市中心的房价就会越高，而在市中心上班的人们往往属于那种中低薪的阶层，他们根本无力负担这样的房价，比如普通机关干部、比如餐厅服务员、比如年轻记者、比如银行小职员……
但富人或者权贵不在此列，富人可以在市中心买“财富中心”居住，也可以在郊区买别墅，权贵可以有专车接送，可以让会议和剪彩仪式等着他的姗姗来迟。
城市的结论是：住在城外的人起早贪黑地为住在城里的人服务，服务一辈子后也买不起一套城里的豪宅，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他的下一代也将继续住在城外为城里的人服务。这是城市格局的悲哀，所以像老朱这样愤世嫉俗的人在编前会上大声疾呼：请多修建轻轨，多修建地铁，多修建大型公交运输系统为那些住在城外的人服务，就像上海、北京一样。
其实上海、北京也没什么好，虽然那里的轻轨和地铁比蜘蛛网还要密布，但是我常常见到这样的情景：冬天天不亮，在布满冰碴子的路上就会传来急促而富有心事的高跟鞋声音，那是某个或某几个急于到公司打卡上班的女职员；夏天的地铁车厢里，狐臭和汗臭以及廉价香水混杂在一起，家住东五环外的人必须把京华时报的三十二个版看个大概，才能赶到公司上班；在漫长的车河中，每辆公交车都会发出诸如炸油饼、煎油条的味道，那是因为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在家里吃早饭。
这就是命，我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包括居住。所以我对于某某城市将抛弃谁这样的专题并不感冒，因为这样的事情谁都改变不了，当它改变不了，就没有必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