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说过村上的作品“良莠不齐”、“不够大气”，有美国学者认为村上的作品“娱乐性十足又具有启示性”，中日之外的研究者对村上还有什么评价呢？
林少华：德国人欣赏村上作品的出奇制胜和对内心世界的发掘，认为他是“日本的卡夫卡”；英国人欣赏其中的温情、美感和迷失感；俄罗斯人甚至从中发现了“日本传统美学”。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甚至出了一本研究村上的专著，名叫《村上春树和音乐的韵律》（harukimurakamiandmusicofbsp;我给村上多放了几克盐（4）
记者：《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以来，村上的思想和笔触都有了变化，作为译者，是怎么思量和应对的？闻听你有写关于村上评传的想法，在进行中吗？
林少华：其实村上的转变从十年前的《奇鸟行状录》就开始了，到了《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变得更为明显，尤其思想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开始从一个作家转变为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开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更尖锐地质疑日本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甚至质疑那段不少日本人讳莫如深的历史，认为日本“没有人对（过去）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可以说，村上不仅仅具有我们所认为的“小资情调”，他还是个战士。作为中国人，理应对后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评价。至于村上评传，我是有写的打算，但迟迟未能动笔，有负读者朋友的期待，真是抱歉。
（2006年2月采访者刘江涛）
村上和我谈了什么（1）
2003年您去日本和村上见过一次面，是吗？能具体说说当时的情况吗？比如说由谁组织的，有哪些活动，和村上主要谈了些什么，中间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村上说过什么话给您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等等，最好能说得详细一些。
2002年10月开始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之邀，做客东京大学从事一年学术研究。转年一月中旬见了村上。其实也没什么人组织，没什么丰富多彩的活动。约了时间，我去了他的事务所。谈话谈得很愉快。一开始他问我路上怎么样，我说东京的交通可就不像您的小说那么轻松有趣了，他笑，我也笑，气氛很快放松下来。关于谈话的内容我在不少场合都提过，概括起来主要谈了以下五点：
（1）关于创作动力。“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而这大约就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2）关于奇异的想像力。“想像力谁都有。难的是接近那个场所，找到门、打开、进去而又返回——我并没什么才华，只不过具有这项特别的专门技术。如果读者看我的书过程中产生共鸣，那就是说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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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孤独与沟通。“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人们总要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或者说人们总要深深挖洞，只要一直挖下去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而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
（4）关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读者。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何况一旦获奖就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匿名性’，非常麻烦。再说诺贝尔文学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5）关于小说中流露出的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和中国之行。“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那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关于去中国，由于中国有那么多读者，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接受采访和宴请什么的，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和出席正式活动，以至逃避至今，倒是很抱歉的。”
谈话印象最深的是第（3）点，通过孤独与他人沟通这样的见解在我听来十分新鲜，也是第一次。觉得有意思的，是他往书上签名留念时盖的两个章，一个章是趴在草地上的小兔，一个是一对红蜻蜓，很有童趣。
一直以来，您通过翻译村上的作品，都是在和村上进行“神交”。真正见到村上后，您对他的印象和您想像中的一样吗？请具体谈谈村上给您留下的印象，比如他的着装、讲话的方式、是否很健谈等等。通过这次交谈，您对村上有了什么新的认识吗？另外，村上见到您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他原来知道中国有一个长期翻译他作品的人吗？
您也知道，日本人对着装十分讲究，尤其见客人时往往西装革履，一派庄重。但村上不是那样。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紧身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看胸袋绣的标志，大概是polo）、里面套一件黑t恤（是不是madeinchina我看不出），挽着袖口。中等个头，由于跑步的关系，身体显然很结实，加上小男孩发型，的确一副“永远的男孩”形象。见到我，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对我这么多年翻译他那么多书表示感谢。总的说来，见面的感觉和想像中的差不许多，自然、真诚、不造作，完全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最后我请他为中译本《海边的卡夫卡》写序，他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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