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万册，在村上作品中也是发行量最大的。发行量最大即意味影响最大，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是代表作。但就创作手法来说——村上说《挪》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小说——又的确是个例外，因为村上再没有写过“现实主义”含量如此高的作品。
记者：你曾表示译村上春树不只是在翻译，有一种倾诉的感觉，一连译了二十本，真的那么快乐吗？
林少华：准确说来是译了32本，出版了29本，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反过来说，如果翻译村上让我感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那么持续做一二十年是不可能的，毕竟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尤其抓耳挠腮之间忽然灵机一动觅得一个好词的时候，终于译完最后一页推窗望月的时候，样书寄来捧到鼻端深深吸一口墨香的时候，我切切实实感到一种由衷的快乐，也让我深信真正的快乐或幸福是钱所买不来的。
记者：一本四万字的《爵士乐群英谱》比译一本十四万字的小说还花时间，翻译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骂你的“村上迷”也不少，是怎么面对的？
林少华：以前我也说过，最大的难题就是碰上怎么也查不到的西方音乐尤其爵士乐方面的乐队名、歌名和歌手名，那是我的心虚之处。而村上又特别喜欢炫耀他这方面的博学，有时气得我恨不得一巴掌把书打到地上去，这种时候当然只有痛苦没有快乐了。不用说，这方面的翻译出了不少笑话，有的读者因此“骂”我也是情有可原的，即使个别朋友“骂”得相当情绪化我也乖乖听着，从未利用媒体反唇相讥。“骂”其实也是一种关心。不过总的说来，夸我的读者好像占绝大多数。人无论多大年龄，得人夸总是开心的，借此机会对无数读者朋友拜个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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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村上多放了几克盐（3）
记者：网上一直有林少华与赖明珠之译笔的争论，作为当事人作何感想呢？
林少华：这其实是我最不想回答的问题，毕竟赖明珠女士不在场，有背后说坏话之嫌。但回避了又显得虚伪，这么说好了：赖女士的英文比我好，我的中文比她强。上面说的我在音乐翻译方面的痛苦在赖女士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她都可以一一巧妙地返回英文原文，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我的中文总体上较为考究，这点稍加对比就看得出来。一般说来，台湾的翻译不如大陆，这在出版界已是共识。
记者：你说翻译的文字91？郾2％是村上春树的原汁原味，剩下的8？郾8％属于自己，村上似乎没有正面评价过你的翻译？
林少华：村上先生无论正面还是侧面都没有评价过我的翻译，因为他完全不懂中文。只是在相见时说了感谢话，说这么多年翻译他那么多书辛苦了。说起来他倒是懂英文，却也没对英译本做过评价。在广义上翻译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即一种批评。而村上的原则是对批评概不回应。只有一次例外，《挪》出版时有人批评太黄了，他恼怒地说“那么我倒要问问那人过的怎样的性生活”！
记者：有一种说法是你的译笔“美化”了村上的文字，对其在内地的畅销推波助澜？
林少华：既美化了又没有美化。说美化了，是因为汉语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富于装饰美的语种，而我原本又是搞中日古诗比较的，难免多用几个文言词儿。说没有美化，是因为日本文学如日本料理，以淡为主，以淡为美。问题是如果同样译得那么淡，中国人就未必觉得美了。这也好比上海菜和山东菜，上海人觉得咸淡正好的菜，山东人往往觉得淡，而要让山东人觉得正好，就要多放几克盐进去。而我为了缩短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审美距离，有时就在允许范围内调整一下，即多放几克盐。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美化，而是一种“信”，一种忠实，即审美忠实，这在文学翻译上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必需的。不过，所幸说我是美化村上文字，而不是美化日本……
记者：作为一名教授，译名比做学问的名头响得多，学生是怎么看待你的？
林少华：的确，较之教授和学者，作为翻译家的名声更响一些，作为我个人心情比较复杂，因为在我这行当里，翻译基本是进不了主流评价体系的。而在学生眼里似乎不同，因为教授太多了，而所谓翻译家终究少见，自然产生一种新鲜感。而且学生中也有不少读者，知道翻译的分量。当然，学问——准确说来是学术——我也并非不搞。说句贴金的话吧，我去年第一次带了两个硕士生，都考上了博士，一个北大，一个天津师大，而且都是高分。当然，要我现在开始构筑自成体系的学术大厦是不大现实了，好在这方面的年轻人才比比皆是，我大可倚老卖老。
记者：在日本一般是什么人在阅读村上？他也是一个时尚的“小资读本”吗？据说曾获诺奖的大江健三郎批评过他，文学界的看法究竟如何？
林少华：在日本读村上的也大部分是年轻人，和中国一样。不一样的是日本没人视之为“小资读本”。因为日本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流”（中产阶层），没有所谓“小资”。大江健三郎是批评过他，后来又表扬过他，说他的作品有了社会性，有了进步。如今日本文学界总的来说对村上持正面看法，甚至认为如果再有日本人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么非村上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