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麟，又作汪兆龄，安庆桐城(今属安徽)人，当为明末贡生出身。根据有关记载，汪兆麟崇祯十四年(1641)归附张献忠，传为张婿，以智谋受信任，崇祯十七年被任为左丞相。他曾向张献忠提出建议：“江南未可图”，“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不足定也。”张献忠采纳了这条建议。由此可见汪兆麟对大军早期事业并非毫无贡献。但汪兆麟其性格好杀，处处迎合张献忠的喜杀嗜好。他挑拨离间农民军内部团结，使大西军将士万人被杀，在定都成都后人人自危。这使四将军有足够的理由，把大西国政权在四川失败的责任归罪至汪兆麟。
在这次军事联席会议上，四将军宣布处死左丞相汪兆麟。汪兆麟自是不服，表示：先王在时，以我为东阁大学士，“总决诸事”。先王不在，大西军诸事亦当听令于我。今先王尸骨未寒，尔等欲杀我，与叛乱何异？四将军则指责汪兆麟“凡献忠所用酷刑，皆兆龄导场之，所以杀万计，军中久积恨。”最后让“能奇引弓射杀之。”四将军随后传谕各营：“各宜同心协力，共扶幼主，克成大事。”“传谕之后，欢声满营……各营帖然。”
根据这一记载，在四将军杀汪兆麟后，陈皇后及其所生张献忠的“太子”尚在大西军中，被四将军作为“幼主”来拥戴。但在这次联席军事会议上，陈皇后显然采取了支持汪兆麟的立场，这就为她以后的死，埋下了种因。因为陈皇后虽空有“皇后”的名号，手中并无兵权，与四将军又不能同心，张献忠死后，无人能保护她。
重庆军事会议之后，大西军继续向贵州方向转移，当他们行军至遵义桃园洞时，据有关记载，四将军又发动了一场兵变，将陈皇后及张献忠原立幼太子放火烧死。至于这后一场兵变何以发生？其原因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陈皇后试图利用幼主母亲的身份，掌握大西军的军权；二则是孙可望的篡权野心，得到了另外三位将军的支持。但从道义上来说，这四位将军是张献忠的“义子”，那么陈皇后便是他们的“养母”，他们如此对待陈皇后，显然于道义有亏，且同时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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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主，年龄最多不会超过3岁，所以此举实有欺侮弧儿寡母之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西军要终走上联明抗清的道路，又不能不放弃张献忠的血统，而拥戴有朱氏血统的永历王朝。因此这又是不得不然的事。
经桃源洞兵变后，大西军余部攻克遵义，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抵达贵阳附近的定番。大西军的四位将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奇能，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讨论日后的战略方向。当时大西军面临的形势是：满清王朝已建立，行“雉发令”，并诉诸武力征服华夏，时“杨州八日”、“嘉定三屠”等惨案的发生，极大地激起了汉族的反清意志，国内民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大西军如要?生存，必须适应形势变化，联南明势力抗清。而孙可望政治目光短浅，不知变化，在会上力主出兵广西，继续与南明军队作战，称藩于滇、黔、楚、蜀，失利则逃往南海。李定国则主张大西军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他说：当前清军大举进攻，闯王血溅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则固持已见，只想保住所得土地，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李定国愤怒表示：亡命南海只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剑自刺。剑被众将夺下，以战旗为之裹伤。众将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建议。孙可望见人心向李，众志难违，无奈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孙、李二人至此始具心结。这次军事会议的另一个重要决定是废除四将军的从姓“张”，各复本姓，各自称“王”，定年号为“兴朝”，这样大西军便完成了“四将军”领导体制。而孙可望因年长，原在军中的地位最高，又读书识字，便被推为“盟主”。
定番会议是在大西军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一方面确立了大西军南下云南、联明抗清的正确政治方针，使大西军的形势转危力安；这次会议另一方面因孙可望与李定国不同政治主张的冲突，而为以后大西军队伍的今裂，埋下了种子。
定番会议之后，大西军余部又攻克省城贵阳、定番州、永宁州，贵州西部诸郡望风而降。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之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沐天波副将龙在田（？－1652年）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说：“如果你们兴义师来讨伐，那么云南全省可以拿下。”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西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进据由叛明武装沙定洲控制的云南。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