咎由自取胡惟庸
在朱元璋时期，发生了四起影响全国的案件，每个案件都牵连很广，杀人众多，被称为明初四大案。
其中，空印案和郭桓案属于肃贪案件，总体上应予肯定；而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虽然也有反贪因素，但更多的属于政治倾轨，特别是朱元璋大搞株连，杀人过多，许多人含冤被杀，就应该予以谴责了。
胡惟庸，安徽定远人，与郭子兴、李善长是同乡。早在朱元璋在滁州打根基的时候，胡惟庸与李善长就一块投奔了朱元璋。朱元璋见胡惟庸机灵，便留在身边，当了随从，替朱元璋办些送信之类的杂事。
胡惟庸文化水平不高，但头脑灵活，办事干练，受到朱元璋的赏识。后来，胡惟庸担任宁国县知县、吉安府通判、太常寺少卿等职。胡惟庸的官职不是很高，也没有立过战功，因此，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时候，胡惟庸没有被封伯，更没有被封侯，算不上是开国功臣。
朱元璋建国以后，任命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徐达领兵在外，李善长主理朝政。胡惟庸贿赂李善长二百两黄金，被擢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
时间不长，李善长患病，暂时无法理政，朱元璋就任命汪广洋、杨宪为左右丞相。不料，杨宪与汪广洋闹矛盾，互相攻讦，惹得朱元璋大怒，杀了杨宪，把汪广洋贬为广东行省参政。
中书省没有了丞相，这给了胡惟庸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便独揽了中书省的事务。胡惟庸勤勤恳恳，事事顺从皇帝旨意，干得很出色。朱元璋一高兴，提拔胡惟庸为右丞相，后来又升他为左丞相，并把汪广洋召回来，担任了右丞相。在明朝时期，左丞相比右丞相地位高一些。
胡惟庸很有心机，他一方面千方百计讨好皇帝，一方面控制言路。胡惟庸不辞辛苦，朝廷各部门和各地的奏章，他都要亲自一一过目，凡是觉得对他不利的，一律扣下不报。同时，他指使自己的亲信，经常给皇帝上书，夸赞胡惟庸如何对皇上忠心，如何勤政能干。于是，朱元璋对胡惟庸越来越信任。
胡惟庸搞定了皇帝，还要进一步密切与李善长的关系，因为李善长是朱元璋最信任的大臣，是文臣之首，势力很大，并且与朱元璋是儿女亲家。胡惟庸原本与李善长就不错，他再投其所好，经常送一些重贵物品，关系自然就进一步升温了。
胡惟庸还倾心交结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胡惟庸又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两人成了亲家关系。胡惟庸与李家几乎形成了一体。
胡惟庸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又有李善长撑腰，胆子逐渐大了起来。他大权在握，独断专行，有些生杀废黜的大事，也不报告皇帝，自己就敢擅自处理。
胡惟庸依仗职权，培植亲信，结党营私，把一大批亲信安插到朝廷重要岗位，形成了很大的势力。胡惟庸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不依附他的人进行迫害打击，排除异已。胡惟庸的家人甚至仆人，也仗势欺人，横行霸道。
胡惟庸权力一大，贪心也大了起来，大肆收受贿赂，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明史》记载说，一些热衷功名之人和不法之徒，竟相奔走于胡惟庸门下，送去的金银财宝、名马、好玩之物不计其数。胡惟庸迅速腐败堕落，成了大贪官。
胡惟庸权势熏天，朝中大臣很多依附于他，但有些正直之人却不买帐。徐达就痛恨胡惟庸奸恶，曾经向朱元璋揭发他的罪行。然而，朱元璋并不相信。
胡惟庸对徐达怀恨在心，多次向朱元璋进馋言，朱元璋也不相信。朱元璋认为，这是大臣之间的争斗，因而双方之言都不轻信。
后来，胡惟庸想收买徐达的守门人福寿，企图陷害徐达。福寿却将这事告诉了徐达，徐达从此断绝了与胡惟庸的来往。
刘基也曾经提醒过朱元璋，说胡惟庸当丞相，就像劣马拉车一样，早晚是会把车弄翻的。
胡惟庸对刘基恨之入骨。有一次，刘基有病，朱元璋命胡惟庸带御医前去探视，胡惟庸却胆大妄为，借机下毒，把刘基害死了。有人说，这是朱元璋指使或者默许的，可《明史》明确记载说，这事就是胡惟庸干的，与朱元璋没有关系。
胡惟庸权势一大，野心也大了起来。偏巧这个时候，胡惟庸定远老家的井里，忽然生出了石笋，离水面数尺高。有献媚之人争相说，这是祥瑞之兆，显示将大福大贵，贵不可言。献媚人还说，他们亲眼看见胡惟庸的祖坟上，晚上出现亮光，照亮了夜空。胡惟庸听了，心里十分高兴和自负，从此有了异心。
朱元璋毕竟是英武之君，他虽然没有完全相信徐达和刘基的话，却也开始留心胡惟庸的行为，时间不长，便知道了他的许多不法之事。朱元璋很恼火，对胡惟庸产生了强烈不满。
有一次，胡惟庸的仆人驾车硬闯城门，被守门军士拦住。仆人挥鞭就打，并报出丞相名号进行恐吓，守门军士便敢怒而不敢言了。
朱元璋知道了此事，对众人说：“一个仆人，竟敢无法无天，那还了得！”朱元璋下令，将仆人斩首示众。朱元璋毫不留情地杀掉仆人，等于给胡惟庸敲了一个警钟。
胡惟庸感觉皇帝怀疑他了，但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产生了图谋造反的念头。当时，朱元璋反贪力度很大，惩治了不少功臣和官员，有些人对此心怀不满，胡惟庸就极力拉拢他们。时间不长，胡惟庸就与朝廷大臣陈宁、涂节等人结成了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