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整体看，弘治十五年（1502年）全国各处的税收网点所收的商业税不过8万两，占当年国库之一、专收白银的太仓库的3％左右。到了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商业税达到47．75万两，占太仓库的10％左右。但是，万历中后期，商业税就成了政府的主要税种之一。
朱慈烺接着说，“天启五年（1625年）全国八个重要收税处的税收总额高达480万两，是万历年间的十倍以上。万历朝对商业税的征收引来了商人利益的代言人东林党的不满。
由此，增减商业税问题，则成为万历、天启、父皇等皇帝和朝臣的主要争论议题。我朝收的工商业税不多，但是与实际被征收的数量相差甚远。
例如皇帝派的各种征税太监、各地藩王和官府的官员私自征的税赋、各地有权力和权力背景的人私自征收的税赋。可以说，皇帝让征一，太监就会征十，底下那帮打手就会征百。因此，东林党对征税问题反抗比较坚决。
最初时东林党反对，是因为什么？
首先，税收征收人不合法，贪腐问题严重。征收的衙役没有工资，全靠这些征缴所得，因此，从中鱼肉问题很严重。
其次，国家重要主体（皇、官、绅）的工商税、不去征，却去征中小工商业主和做小买卖的。你征一个太监宦官的、一个官商的税，比你征万家百姓的要多得多。皇权、官权的税不敢征，绅权靠行贿获得了少征甚至不征。那中小工商业主怎么办？东林党说得不对吗？与民争利、鱼肉百姓这些都是事实。
而此时的东林党反对，他反的是这些，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人的表述不清，没能明确指出问题在哪，反而只是一味地反对，朕在这里这样说，不是说朕要给东林党翻案，请听朕继续说下去。
但是，后来的东林党就变味了，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专门要与皇帝对着干，并且还想着在朝廷里朋党，这就不对了，甚至到了后来一听说商税，立马就反对，就更不对了，这时候的东林党应该是走火入魔了，所以，最后落个‘邪教’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了。朕说得对不对？”
三分钟后，没人吱声，显然大家都默认了。
朱慈烺说，“既然大家都不说话，朕认为是大家默认了，那么，我们一步一步来，不搞激进式改革，一是成立一个专门收税的部分门——税务部，把税收主体确定，税务部先放在大元帅府，直接对朕负责，以后只有这个税务部可以收税，其他任何部门、包括各地关卡，都不得变着法子收税。
第二、比照万历二十五年的收税情况收税，这是税率，第三所有交易都要收税，只要有交易就要交税。朕在太平府的皇家工业园，都是按时足额缴税的，如果有需要可以把皇家工业园的纳税凭据印在《大明日报》上向天下人展示我皇家都是按规定缴税的。这样对于镇压抗税，就有理有据了，皇家都缴税了，你比皇家的脸更大？至于那些特权，比如举人不需缴税等情况，先放放，但是要废除人头税。大家以为如何？”
大明有史以来，没有人能象今天这样，把收税说得这么清晰透彻，明确了谁收税（只有一个收税主体），征多少（收税税率）、谁缴税（收税对象是所有交易，有交易就要收税）
其实有“交易就要收税”，也隐含了部分“官绅一体纳税”的意思，而有交易就要收税，就很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你都有交易行为了，你凭什么不交税？这是大义，是没人能提出反对的。
而若说成“取缔特权阶层不缴税的特权”，却是很容易引起特权阶层的抵触，任何一个有特权的分子，听到后都会象猫的尾巴被踩了一样跳起来，但有交易就要收税的敏感度就降低许多，不交易不收税，有交易就缴税，这是天经地易！
二者区别在于换了一个容易被人们接受的说法而已，在这里朱慈烺把容易遭受抵触的“取缔特权免税”，换成了容易被接受的“有交易就要缴税”，这是否是朱慈烺奸诈狡猾的地方呢？
“善！”
“好，下面来说说抗税的问题，是税务部自己拥有税丁，还是由锦衣卫增加一项业务，包括第一任税务部尚书的人选，都由内阁拟个条陈上来。另外，虽然暂时不废除官员、地主免税的特权，但全面清查各省隐田的工作仍得做，这是偷税漏税，是犯罪行为，与有无特权无关。”
免税的特权是皇帝亲口规定，是有关法规规定了的，而偷税漏税，却是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臣民都反对的。
“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