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夏宇分享一切新鲜而美好的事物，同样不提自己的遭遇，简陋的居住条件，异国人的排斥，不时制造动荡的车臣恐怖分子，以及他与别人天然的隔阂。
莫斯科并不比北京冷，可它的冬天格外阴沉，天空总是灰色的，鲜艳的建筑也不能驱散人们心中的雾霾。他们的脸是惨淡的，用暴戾的语言宣泄心中的压抑，酒精成了唯一的解脱。
程真也学会了喝酒。
当烧灼感点燃他的身体，寂寞就会蒸发，温暖的快感有点像阿廖沙的拥抱，他在半醉半醒间，以他的文字抚慰自己，只有事后的倦怠才能让他沉入睡眠。
但他没有因此误过事，白昼依然是清醒的，他比别人更有拼命的动力。
2007年新年过后，程真终于做好了准备，无论是语言，还是对这座城市的了解。他带着几张老照片，和一些零散的资料，开始访问莫斯科的所有的医院和医学院。
直到大雪消融，他才在一家养老院找到瓦连京娜·科舍列娃。
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灰蓝色的眼睛暗淡干涸，岁月似乎对她格外残酷，当年的风韵早已无踪影，只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妇人，对着窗外发呆。
“您知道阿历克谢吗？”
“那是谁？”
“许多年前，您曾经在中国。”
程真从笔记本夹层里取出一张照片，那是儿时的夏宇，那张照片他磨了许久才要到手，一想到他递照片时脸上的红晕，程真心中就一阵恍惚。
她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阿廖沙，我的孩子……他还好吗？”
“他很好。”
程真给她讲了一个跨越十几年的故事，一个孤独的男孩慢慢长大，慢慢从冷漠变得温暖，慢慢学会爱人，美好得近乎童话。但那只是他一个人的童话，因为故事的另一位主角，被他选择性地缄默了。
科舍列娃的表情随着程真的讲述起伏着，时而向往，时而喟叹，很久才从情绪中抽离。
程真望着她那双哀伤的眼睛：“您为什么要离开他？”
科舍列娃望着窗外，一群鸽子在天空盘旋，直到它们离开，她才缓缓开口：
“背叛。”
“是谁背叛了您？”
“他的父亲。”
科舍列娃给程真讲了另一个故事。
1960年，中苏交恶，撤走了在华的1390名专家，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中苏关系才有所缓和。带着老一辈人对中国的情结，科舍列娃第一时间来到中国。当时正值中美蜜月期，中国人对苏联人的印象仍然很差，有人甚至把她当成间谍，夏思危是少数给她温暖的人之一。没过多久，他们就结婚，生下孩子。
共同的专业使他们选择了同一个课题。当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有许多工厂牺牲了安全追求效率，因此付出巨大代价。他们研究的方向，就是以同样的高效率，挽救这些人的生命，尽管那种疗法会留下终生的后遗症。
在临床的研究中，他们的方法逐渐发生分歧，但夏思危并没有选择和她一起面对，而是独自发表了论文，使这场研究在客观上，变成了他一个人的成果。
科舍列娃感到深深的背叛，伤心之下抛弃一切，离开了中国。
她的讲述像沸腾过后又冷却的水，程真的心却失去了平静。
“已经过去了，孩子。”科舍列娃反过来安慰他，“后来我花了许多年来思考，也许‘背叛’不是件绝对不能原谅的事。”
“为什么？”
“在学术上，‘背叛’往往意味着推翻前人的谬误，意味着进步。我们应该勇敢地背叛过去，就像我们应该反思苏联时代犯过的错误，推翻它，永远不要走上老路。我不恨他背叛了我们共同的课题，因为他的方向是对的，这是对待科学应有的态度。可是孩子，一旦回到两个人之间，相爱的心又怎么经得起这样的伤害呢？”
程真无法回答，同时也在心中确认，他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这种事。
当天晚上，他又给夏宇写了一封长信，细细地讲述这一天的经历。
“阿廖沙，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我的整个生命都和你生长在一起，谁也没法把我们分开。我们之间永远不会有隔阂，也不会有背叛，我会对你永远忠诚。”
“冬天结束了，我很快就要回到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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