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石的用意：
唐宋科考的《春秋》官本均沿用了汉儒的《春秋左传》，但《左传》受汉代“天人感应”的影响，突出灾异论，即天灾是上天对为政不当的警示——王安石变法期间，便多次遭到反对派借《春秋》之语，拿天灾说事，攻讦变法，遂促使王安石坚定了将《春秋》剥出官学的决心。
从名可秀的立场而言，她认同王安石这一做法。曾经与苏云卿论及此事，道：“孔子修‘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乐》与为政无关，《易》更趋于道象数，而‘诗书礼’三经则为王荆公的《三经新义》诠释研透，反对派难以驳议，相驳者唯《春秋》尔！”
她这话恰恰解释了为何历来反对王安石新学的儒者皆以《春秋》驳斥王安石的原因——
儒家讲求济世治天下，而《春秋》正是孔子所治六经中与政治关系最紧密的，大宋士大夫政治斗争的一大特点就是政治与学术相连，于是孔子手削的这部先圣经典，便成为司马光的温公学派、张载的关学、邵雍的洛学、二程的理学拿来驳刺王安石新学的笔枪武器。
“胡安国等奏立《春秋》只是表，他们真正想撼动的，是王荆公的新学。”名可秀在学术上反对一家独大，但绝不容许程氏理学占据大宋儒学的主流，虽说程学当前在朝廷派系尚是小枝，但也要防备它坐大过甚，尤其是对赵构的影响。
她眼底凝锋，道：“胡安国、朱震、谯定三人都兼着皇帝经讲，言传身教之下，难免会让皇帝耳濡目染，不可不防。”
丁起是王安石“经世致用”学说的坚定拥戴者，对程学门人攻击王安石的言行向来深恶之，顺着名可秀的话道：“这三位侍讲均是程学门人，臣以为，可选擢增加一位侍讲，请名望深隆之士任之，以抵消胡、谯、朱三人的影响。”
名可秀笑道：“擎升有中意人选？”
丁起略微踌躇了下，方道：“臣以为，《西湖时报》的主编苏云卿经义深醇，显名于京师，且虚领太学教谕职授教太学，而拒绝朝廷俸禄，朝野均赞持身高洁，名望俱隆，可由宋侍郎举荐为崇政殿说书，讲经《孟子》。”
《孟子》的宗旨是民贵君轻，这与《春秋》的尊王便隐隐相对。名可秀不由勾唇一笑，苏师兄确是合适人选。
不过，这皇帝经筵官与兼讲太学不同，一旦受诏任职，就不便再担着《西湖时报》的主编，否则，既有碍报纸的公允立场，也会让赵构生出嫌隙。
但苏师兄若去，谁人可主《西湖时报》？
这份报纸，寄寓着名可秀的重要期望，且之后还将在学术上担纲更为重要之责，苏云卿若去职，她还真找不出合适的人来挑这担子。既要有才有略，又要可堪信任，这样的人哪里去寻？
名可秀不由有些头疼，一时忖眉不语，阁内陷入沉寂。
作者有话要说：备注：
1、通常说的儒家五经，事实上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其实这六经并非是儒家所创的典籍，只因为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后便成了儒家六经——事实上这是孔子对先代六经的整理或删定而成的六经。
之后，秦始皇“焚书坑儒”，禁止《诗》、《书》，六经的流传受到巨大冲击。
《周礼注疏》中说：“始皇禁挟书，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
然而《乐》经已失，故只传下五经：《易》、《尚书》、《诗》、《礼》、《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