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如何在放任管理之下保持人民的克己复礼，不致放任成奸呢？伊尹给成汤立下的办法，就是要当个”法君”。放任管理与法治社会并行。依照万物运行的规矩，制定适度的法律。伊尹说”法君者，法天地之则者。志曰天”。继而选择合适的官员行法，国王就可以不说一句话，整天在宫里修身养性，无为而治。伊尹说：”事分在职臣。。。法君之佐佐主无声。。。得道之君，邦出乎一道，制命在主。下不别党，邦无私门，诤理皆塞”。因为法律所明文禁止者已经是最基础的自然法(naturallaw)规范，所以对触法者要予以不留情的严惩。人民不敢触法，官员只依法行政而无其它花样，整个政府至最理想程度，就能成为一个无声的政府。伊尹说：”故法君之邦若无人。非无人也，皆居其职也”(伊尹。九主)。
国君能从修身作起，行仁政，重法纪，择官守，不扰民，就能达到伊尹对知错能改的商帝太甲所陈述的理想国度：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尚书。咸有一德)。
后代的儒，道与新起法家的政治学说，各走入程度不等的偏锋。道家的政治理论传承者忽略设官敷职的重要，而武断以浑然先古为追求之理想；法家虽然也讲”道”与”仁”，但遵行法家的战国强权则是最积极干预管理民间生活的战时体制，所以只讲”法”，”术”，”势”而不谈其根源之”道”，竟然成为苛政的代名词。
至于儒家，其施政理念与伊尹以来顺天应时的消极管理，行仁布德之政并无不同，只是将伊尹所重的”法”转为”礼”，改”法治”为”礼治”，其根本原理大致相同。而孔圣人又在伊尹政治理论上加上社会福利观念，这就是传诵千古的大同世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之人，皆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运大同篇)。
虽然后代政客喜欢将此附会为如何发展国家管制力量的积极管理，但是原文明明以”谋闭而不兴”为追求，不背伊尹之道。只对必要的养老，失业，救济与育幼处，提倡民间自发的互助，达到社会福利的目标。谁说儒家要政府积极干预？不过自汉武帝独遵儒术以来，就将儒家政治学说附会到政府作积极干预的正当性。其实汉初所谓黄老与儒家之争，也就是应不应该积极推行国家风俗”礼”的教化问题，没有政治上应不应积极管理或干预之说。汉武帝的”罢黜黄老”，只在建明堂，改官服上满足儒家学说的形式，其”行儒”实际上是为其扩大君权之积极干涉管理找借口而已。
礼失求诸野。今天我们中国人已经忘去了老祖宗的教诲，但在如北欧等世界居住环境最理想的国家的施政却颇有华夏古风。洋人的施政，正是重视社会福利，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保持自由放任，减少政府干预的基本原则。虽然他们的政治理论完全由另外一套基础衍生而来，但殊途同归，也能不大悖于孔夫子的教诲。所以孔子的原始儒家(不是孟荀之后的儒家)能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引导中国政治原理三千余年。这是孔圣人只所以被称为圣人的原因。虽然也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说，但传统的儒家政治道德，在三千余年中有力制约皇权。国家的诤臣引用儒家道德制约皇帝的欲望，贤明的皇帝运用儒家道德崇礼布政，造成一代又一代盛世。即使如汉武帝等只是找个借口的皇帝，他们对满口仁义的诤臣也不好直指迂腐，其施政更需要打着仁政的幌子。但若要面子的皇帝能将仁政德治当口头禅，这政府又能恶劣到那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