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南的施政谨慎依照成汤伊尹的先王之道，轻傜省赋。除了建立城邑，宗庙与道路等必要的公共建设，绝不滥用民力；在财税上，除了井田制之外，绝不滥征民财。安国自朝堂以下的各级官署，严格依照定制兴建，绝不浪费民财民力去违制扩建，或有逾制的豪华装璜。妇南明定法刑，在贵族中慎选官吏。当然，受到武丁的启发，安国的官员中也有少数由平民拔擢提升的贤人。安国官员行法严苛，但是所行之法轻省，而且妇南与国内的”士”还要不断探查民意所向，以检讨这些本已轻省的法令是否符合天道，修法工作一向非常忙碌。妇南的口头禅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妇南自知还不能到”主无声”，每天只要修身养元气的垂拱而治，所以与商代先王成汤一样，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妇南经常拿汤的教诲训戒臣属：
“让我一个人使你们的国家与家庭安宁和睦，我非常心虚。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引起上天的愤怒，所以每天战栗恐惧，如临深渊。只要是我简任的官员，不要违背施政的常理，不要好大喜功或放纵淫乐。你们要严格按照法制行事，以发扬天道的美善。你们若有良好的政绩，我必然表扬嘉奬；如果我自己有罪，也绝不会宽恕自己，因为这在上天心中都有一本明帐！万方有罪，由我一人承受；我一人有罪，也绝不推托到你们身上。注意，我们都要保持现在聆训时的诚意，才能有好的结局！”
中国历代的历史事实(如汉初文景之治)与当代西方经济理论雄辩地证明，商朝治国之道只要能切实推行，其直接的成果就是商业昌盛，经济繁荣。依据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伊尹之道就是绝佳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殷商的繁盛商业也侧面证实这点。在国家尚处于方国同盟的时代，能够货畅其流，就说明中央与邦国之间没有什么政府干预或苛捐杂税问题。一个在豫北殷邑生活的人，可以配戴东海产的海贝当饰品，吃饭用广东产的象牙作筷子，绘图用新疆产的朱砂上色，闲来把玩蒙古产的白玉精雕而成的玉器。在周人的印象中，商朝人善于耕种与经商。《尚书。酒诰》说，”让殷遗民们继续以高超的农艺耕种小米与高粱，继续牵着车与牛去远出经商，以孝养他的的尊长”(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据说，商朝最受崇奉的远祖王亥就是赶牛的商人，常以部族领袖之尊亲带商队作国际贸易。他在”有易”这个国家很受欢迎，但生意作太大了(竹书纪年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宾是受欢迎的客人，淫是过度放肆之意)，引起有易国君绵臣的不满，于是绵臣发动一次贸易战争，诛杀王亥并驱逐其随从。商国的继任领袖甲微于是向河神借兵，打败有易，诛杀绵臣以为报复。在甲骨卜辞中，这位国贸的鼻祖被尊为高祖，最受殷人崇奉。
所以安国的商队很快发达茁壮。妇南协助商人制定相当规格的贝壳作为货币，将南方长江流域的货物贩运到北方河南王畿，再将河南王畿的商品转售到荆楚方国。当然，安国本地的商品更被爱乡的包装宣传成为品牌商品，以最佳的价格出售。这一来一回，不仅商人累积起大量的粮食贝壳，安国国内的各种工业作坊也随之兴旺。
当然，妇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安国励行井田之制，绝不在公田以外另外征收任何税捐。于是农民乐于生产。妇南政府只有在田亩清丈与农作方法改良上积极介入。清丈田亩是为了确定私产，使农民能安心生产；而农作方法的改良主要则是施肥与灌溉的方法。伊尹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讲究农田水利，农地经划以及以人畜粪便施肥的农业专家，他的名篇”区田”由清丈田地，掘地积坏，建立垄亩沟渠作起：”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而且伊尹之时对种植密度，施肥比率与产量预期已经有清晰的观念。所以商朝的农种早已远离刀耕火种或靠天吃饭，而能以人力万能的积极气概改造各种地形为良田。所谓”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须良田也。诸山，陵，近邑高危倾阪及邱城上，皆可为区田”。
妇南因应长淮之间的气候，每年亲自督率官吏谨慎研究收获状况，总结农民经验，以求出本地最理想的农耕参数。并且鼓励民间建立义仓备荒。所以安国的农民值丰年则大收，值水旱涝灾之年亦能互助自救。
妇南也重视军事训练，安国的农民与商人每年都需接受一个月的军事集训。农民可以在农闲时受训，而商人则在春耕秋收的农忙时受训。贵族则需每日学习武艺与妇南亲自编订的各种典范令与军学教材。受训的平民也经常被组成临时野战部队四出扫荡安国周围商路上的土匪，甚至打击阻碍正常贸易的方国，并且对捕获的土匪绝不留情，一律献祭。在安国的猛烈打击下，巢湖以南在大运河尚未开通前的两千余年间成为南北通商必经之途。而发达的商运与过客也进一步剌激安国服务业的兴起。而且妇南秉持放任原则，对于搏奕乃至娼妓均不禁止。因为这都是市场需求的一部份。所以安国的服务业几乎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首要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