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急于再次细数整件事，正如你们并不急于重读整个过程并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怜的路易一直在想“当时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生活没有任何的“如果”，所以我想乔治也不会希望我们一直这样无谓地思索。乔治总是坦然接受事物原本的面貌，他接受每一个人，接受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忧伤。他看着朋友去世，看着他们的希望破灭。乔治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管是生时还是死去，他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正如遗嘱所说，霍格的所有私人财产都移交给了学校。那些值钱的东西，包括雷明顿打字机、蔡司相机和手表都被拍卖了。这给学校带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
霍格的父母收到了很多送给他们儿子的感人礼物。8月24日，《曼彻斯特卫报》发布了一篇讣告，有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培黎学校建成了像早期丹麦民众高等学校那样充满活力而又现代的学校。他很擅长运用常识，把他从自己所受英式教育中学到的东西拿来解决中国教育中的问题。来自中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聪明而又坚强的年轻人组成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团体。
1945年上半年，日本人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时，学校必须要撤退到甘肃走廊上的山丹镇。那时他们已经计划在其他地区按霍格的指导创建类似的学校。要组织学校的学生、教工、机械设备（包括一些重型机器）在运输工具如此稀缺的情况下，转移本身已经非常不易了。也许到最后这样的转移并不必要，因为战争比预先想象的结束得更快。在这样一个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霍格在感染破伤风时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
伦敦的《新闻编年史》在9月发表了一篇呼吁文章。这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香港英国国教的大主教罗纳德·霍尔和尊敬的乔治·伍兹议员：
寻找六名愿意冒生命危险的人
我们正在寻找6名愿意去中国为工业合作社工作的勇敢的人。他们将代替原先在这个岗位上的乔治·霍格。这位才华横溢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曾在这里独自肩负了6个人的工作，最近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治，在离重庆两千多公里远的西北地区，因为感染破伤风去世了。去世时年仅30岁。
如果有这样的人愿意承受这样疾病的威胁、忍受各种不便的条件、只吃中国菜、学说中国话，如果有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请尽快联系以下地址：伦敦swi邮政区维多利亚街34号中英发展协会秘书（收）。不准备承受这些风险的人员请勿投递。
有将近六千名年轻人回应了这份呼吁。
第二年的3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纽约州北部的萨拉多加泉回信给凯瑟琳她之前的一封信——凯瑟琳曾写信请求史沫特莱同意将提及她的几封霍格的家信在一本记录霍格生平的书籍中公开。史沫特莱的信读起来让人感觉似乎她预料到她的信会被联邦调查局调查，而事实也是这样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一直在调查她的过去，审查她的朋友以及她工作过的单位。他们甚至在她巡回演讲时一步不离地跟踪她。他们想要证实她不仅仅是一个公开活跃的支持者，而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苏联特务。史沫特莱从不承认她是员，尽管她经常直率地宣称她是中国狂热的支持者。她对凯瑟琳的请求非常支持，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华横溢，心胸宽广也彬彬有礼。他在中国工作时英勇无畏，同时又无私地奉献。”
那么多的礼物中，有一件礼物历久弥新。这件礼物来自他亲手建立的学校——当年他一手创办了墙报。现在，在他去世后，这份礼物出现在了墙报的第一期，由许多孩子一起写成：
乔治·霍格是一个成功的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当他找到想要的东西后，他又有能力将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他知道怎样献身于他一手创建的学校，而且他乐在其中。他仍然在我们中间，而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的一切将会引领我们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