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已经太晚了。3天之内，霍格受尽了疾病痛苦的折磨。得了这样的疾病的病人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往往只有一个结果——痛苦不堪地死去。尽管不断抽搐让腹部、颈部和背部的肌肉一天一天绷得越来越紧，霍格的意志力却从未被削弱。他仍然很清醒，只是由于脸部肌肉绷得太紧无法言语或是叫喊——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被叫做破伤风2。时至今日，每年全世界约有50万人死于破伤风，死亡率为50%。在战争年代的中国，死于破伤风的人数以及死亡率要比这高得多。
没有去远足的孩子——包括范文海——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帮助生病的校长。他们试着往校长已经绷紧的咽喉里灌些水进去。当时已经17岁的文海仍然记得校长最后的几天：“大部分时间他都躺着，没有办法动弹。我在另外一个男孩的帮助下给他翻身。他的下巴和前额都在冒汗。有时候他会用非常虚弱的声音要水喝。最开始的时候我还能用汤匙喂他，但没过多久他的嘴就张不开了。我只能扶着他的下巴，然后从他的牙齿缝里灌点水进去。我们都努力去帮助他。我们试着让他的嘴巴张开好喂点汤，但是已经不行了。”
尽管疾病让他的全身越来越紧，尽管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霍格的意识却很清醒，他很明白自己是怎么了，也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路易·艾黎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我真是恨死我自己没早点发现这样的老房子和泥地会让细菌滋长，我恨死我自己没有找到治疗的疫苗。我们发疯一样地给所有的人打电话，但我们就是找不到疫苗。乔治和我们一样愤怒。
终于有人找到了兰州一位有血清的医生。但是一次又一次地耽误，先是要找车，然后要找司机，还要找燃料。最后两个医生出发了，同时他们发电报过去说，如果霍格能在他们赶过去的两天中挺住，他就有救了。但是救治队伍出发的太晚了，他们也不可能一夜之内翻越两千多米高的山。当他们终于在7月23日的下午赶到山丹时，霍格的出殡队伍正缓缓地穿过街道。他在前一天的下午两点去世了。
那天早上霍格要了笔和纸，用简单的言语写下了他的遗嘱：“我的一切都留给学校。”两个男孩见证了这个过程：范文海和范寇强。早先的时候他虚弱地打着手势，从紧闭的齿缝中挤出几句话：“我知道我会熬过去的，但总要有人做好准备……我只有几件衣服和一个相机。你可以把它卖了作为学校的经费。”
当一位医生到达最近的武威镇时，他证实霍格的剧痛是由破伤风引起。但当时做什么都已经晚了。乔治·霍格在他的学生的围绕中于1945年7月22日逝世。终年30岁。
懂木工的孩子们在当天晚上做了一口木棺。第二天霍格被葬在了山丹镇南门外。镇长选的那块地往下一直通到绿树成荫的小河边，往南远眺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脉。全校人在一面旗帜上签了名，把它盖在木棺上。六个孩子抬着木棺走在前面。全校100多名教工和学生戴着黑纱，慢慢地走在木棺后面。镇上几百个居民自发地加入了出殡的队伍。在木棺下葬的时候，所有人都深深地鞠了三躬。孩子们抓着铁锹，给木棺上土，堆出了一个高高的坟头。
随后，学生和老师们在坟上建了一座小小的凉亭状的陵墓，立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霍格名字的缩写“gah”。
当天晚上，路易·艾黎在河里游完泳，回过头去望着坟墓，发现3个小小的身影正在新坟前鞠躬。霍格的养子们承受不了失去父亲的痛苦。那之后的几周里，老三和老四一直都会带食物和水果去坟墓那里。他们在那吃早饭，然后唱着霍格曾经教他们的歌曲。他们会跟霍格说上好几个小时的话，问着不会有人回答的问题。60年过去了，霍格的孩子们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但在跟他们亲爱的校长和父亲说话时，他们仍然止不住地泪流满面。
很明显，如果霍格的症状早点被诊断出来，或者兰州出发的医生带着血清早点赶到的话，霍格还有得救。就像布莱恩·哈兰德在给霍格的父母的信中说的那样，不管在给霍格的治疗过程中出了什么样的错误，整个学校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救他。学校所有的应急资金都被用来雇卡车、私家车去接武威和兰州的医生了。雇车的钱和葬礼的钱总共加起来有8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300英镑。霍格知道的话肯定要震惊了。
三天以后，凯瑟琳和罗伯特·霍格接到了一封从兰州工业合作运动发来的电报，信中惋惜地讲述了他们儿子去世的消息。路易·艾黎于7月25日，霍格去世三天后写的信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到了哈彭登：
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在等乔治的消息。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你们。此时语言已经太苍白了。当我现在坐在他的床上，给这些用他的打字机打出来的信贴邮票时，我真的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前段时间收到了你们的一封信，所以，据孩子们说，他非常的高兴……我知道我们必须要准备治疗破伤风的血清。我前些日子订了一些，但不知怎么的一直没拿到。为此我很自责……自从来到山丹以后，他从没那么快乐过。我觉得在这里，工作中的挑战、周围的环境和各种可能深深地吸引了他。但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病了。我甚至怀疑在让我们知道他的病情之前，他已经偷偷地承受了不知道多少痛苦……
在布莱恩·哈兰德的信中，霍格夫妇第一次了解到了他们儿子遭遇的完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