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开始，霍格就全心投入到重建学校、招募教工以及招收新生的工作中去了。他还会去旅行，但不像以前那样走得那么远，而且往往是为了供给或资金才出去。但他仍然渴望获得学校生活以外的消息，在这消息闭塞的山村，连中国国内的新闻都没有办法获得。
在宝鸡时他还能听听bbc1，但他发现这些新闻就跟中国国内的其他新闻一样，都只是些无聊的宣传而已。现在通过一个合作社的收音机能够收听英国电台新闻，不过这些新闻内容不是讲炸弹就是讲英式战斗机。出于某种原因菲律宾的广播站居然也开始“报道”英国路透社的新闻，所以从那儿也听不到什么实质性的消息。“当然听听宣传也不坏，但我更愿意偶尔听听说明性的宣传换换口味。”
他了解中国国内形势的信息渠道仅限于当地的报纸。当然这些报纸也只是一字不漏地重复重庆发布的那些虚伪的政府声明。从路过的旅行者那得来的消息证实都不可靠。家里寄来的信讲的都是关
于家庭琐事和战时英国的生活，但这些信有时候要过一年才能收到。霍格在信里表达了他对学校狂热的兴趣。他提交给《曼彻斯特卫报》的文章不是关于工业合作运动的动向，就是关于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故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导致了亚洲和欧洲战略重心的重大转移。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参战这样的大事件，霍格注意到了，但他在书里没有做任何评论。他的书从不提及中国国内正在上演的，或者跨国的战略冲突。他所描述的世界是遭受着战争苦难的普通中国人民的世界。然而珍珠港事件注定要成为影响抗日战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它同时也对和国民党之间的斗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1937年夏天抗日战争开始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中国一直在孤军奋战。日本军队袭击上海之后，蒋介石成立的统一战线政府得到了西方势力的舆论支持和限额贷款。西方媒体对日本的新闻报道始终充满敌意。但是，唯一的实际支援来自苏联。
斯大林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让日本深陷入与中国的长期苦战，使得它对苏联边境的威胁得以转移。
珍珠港事件改变了一切。在英美政府眼中，中国的抗日战争突然就变成了全世界人民与轴心国势力抗争的一部分。同盟国建立了一个包括中国、缅甸和印度在内的新战区，并把蒋介石放在了这个新战区最高指挥官的位置上。
蒋介石从同盟国赋予远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中学习到了两点。首先，他可以倚靠急速增加的美方援助。其次，他可以让同盟国肩负起对抗日本人的担子。这样，国民党高层就可以专注于它的死敌——。蒋介石从不掩饰他将领导的视为头号敌人：“日本人只是皮肤病，却是心脏病”，他曾这样说道。
国民党曾经几次派出15万到50万不等的精锐部队包围中央机关所在地延安的北方根据地，这导致了蒋介石与约瑟夫·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史迪威将军是华盛顿政府派给蒋介石所领导的新战区的参谋长，他因为态度粗鲁，个性刻薄而被人称为“醋瓶子乔”。由于曾经在汉口地区担任过美国陆军武官，他很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她那“一帮人”熟知和喜爱。他肯定曾听他们讲述他们对的国民党政府有多么反感，而他也很可能抱有同样的态度。
蒋介石和他的这位美方高级顾问之间，从互有间隙最终发展为互相憎恨。蒋介石拒绝美方军官训练他的军官，或参与他对抗日本人的行动。他害怕如果他的政府充斥着美国人新训练出来的军官，说不定哪天就会发生政变。所以他宁愿死守着那帮因为封建愚忠或者利益关系而效忠于他的部队，也不愿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战争，因为他坚信真正的威胁不在于日本人。让美国人去对付日本人，让他们去斗个你死我活，这就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主要策略。他就等着最后跟来个了结。
1942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再次清除其内部的亲共分子，统一战线政府的伪装进一步剥落。蒋介石的策略就是不断寻求美国增援，同时又避免与日方一决胜负，从而避免重大伤亡和损失。
在等待不可避免的决战之时，国民党和都在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表面上看，蒋介石占绝对的上风，他是国际公认的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人。他几百万的军队都配备了美式装备，并接受美军训练。他的对手却被围困在中国北方的贫困地区，而且，尽管战争的过程及结果基本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主导，但是做为中国的领导人，他在谈判桌上也算有一席之地，哪怕这只是无足轻重的一席。
统一战线政府内部关系的逐渐恶化，蒋介石政府的高层军官们对于日渐壮大的力量越来越恐慌——这种恐慌最终证明是有理由的——终于在偏远的青岭山区的学校里产生了实际后果。霍格在工业合作运动的身份，他跟路易·艾黎的关系，以及他在他的新闻稿中对中国民众毫不掩饰的同情，让他也成为了政府怀疑的对象。
1944年春，日本人又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约有50万的日本军从中国北方跨越黄河向南行进，装甲步兵师团从南方渡过长江向长沙这个已经付之一炬的湖南省会行进。从那里，日本人和驻扎在当地的美国空军部队磨战衡阳。至7月，衡阳沦陷。日本人在中国从南北两面插入中国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