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将会计偷窃学校资金的高明手段视为根深蒂固的民族劣根性的表现。可能事实确实如此，但是他的毫不宽恕有点自负狭隘的味道，这是他性格中不招人喜欢的一面，遗传自他的母亲，偶尔在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有所展示。他自己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的家信中，他对于自己对会计的处理自我辩解了一番：
如果一切事情都飘忽不定，人们每天在变，金钱、价格在变——那么道德呢？应该有一种东西能使每个人保持自己内心的信条，不管他人作何评论。
从那时开始他和孩子们自己计算账目。学校出售给合作组织毯子、鞋和纸时有一些盈利，这个时候他们就进行很多的庆祝活动。
霍格试图提高老师们的道德标准，改变他们的教育保守主义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政府官员对于工业合作整个概念的全盘攻击。美国新闻记者们为成百上千个中国村庄的工业革命而欢呼，认为这勾画着未来的蓝图，中国官员却在使用媒体谴责迁移到农村地区的小型工业，认为这在战争时代不合时宜。霍格觉得非常讽刺。他生硬地说：“如果工业真的只是战争的权宜之计，那么为了国家的未来训练合作运动的先行者就毫无意义。”
从1942年3月到1944年12月的两年半以来，霍格一直住在山上的窑洞里，俯视着双石铺。他向自己的母亲解释说，一半是窑洞，一半是房屋。房屋扩建了，用木框做了一个大窗户，玻璃的部分用纸代替。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看见外面，但是至少可以进些许光亮。一年之后终于从西安来了一件奢侈的窑洞家具：一块真正的玻璃，一扇真正可以看到外界的窗户形成了。
窗户使得霍格更容易看到窑洞生活的大问题：跳蚤。跳蚤是整个学校的问题。孩子们已经被教会了去河边冲洗，然后仔细筛查驱除虱子，但是跳蚤又与之不同。激烈的跳蚤大战大约持续了一年：窑洞的地板铺上了石灰，学校的两只小狗洗澡并被消毒；小鸡们被杀了吃掉；但是跳蚤依然猖獗。几罐基廷杀虫粉是从遥远城市的朋友处搜集来的，却被跳蚤吃掉了，吃不够下次再来。学校请来一位大学化学专家来给建议，专家说跳蚤们无法忍受食盐。于是学校从当地市场买来数百磅食盐，用脚把食盐铺满了窑洞地面。偶尔到访学校进行医务治疗的当地农民看到如此浪费的情形感到惊骇。他们中大部分人不得不将辣椒作为盐的替代品，以至于得了地方性甲状腺肿。
窑洞的一半是炕，作为老鼠的天堂，炕最终坏掉，碎石块铺满菜园子。同时霍格和他的学生们发明了自己的蒸汽杀菌池，他们洗澡前把衣服丢进去。跳蚤开始渐渐消失。
但是老鼠还在。它们开始喜欢上了用来往窑洞顶糊纸的面粉做的浆糊，晚上的时候它们就会到处乱跑，噬咬纸糊的天花板。霍格一向喜欢新奇的点子，于是决定在天花板的老鼠洞周围剪出漂亮的形状，并在它们外围涂上红色涂料来增加效果。这种窑洞里的很具美感的装饰印证了双石铺大众的看法：他们门口的洋鬼子疯得不轻。
其他的窑洞装饰品就是钉在墙上的照片，大部分是著名访问者，他们逐渐成了霍格的朋友。亨利·卢斯和他打扮入时的妻子克莱尔·布斯·卢斯在宝鸡一个合作毛衣制造厂的合照，美丽的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的半身照，艾达·普鲁伊特与一群美籍华人工程师的照片也在其列。
校长书房从不存在，霍格就在窑洞里睡觉、生活、工作、写信、接待访客。石灰墙边的窗前有一张木桌子，桌上是一尊佛像，沐浴着日光。窑洞的墙壁上凿出大教堂窗户形状的佛龛，在每个佛龛中，霍格都放入“马可·波罗不知名的同时代人”的有胡须的塑像，这些塑像是在洛阳挖掘出护城河时出土的。无论这些同时代的人姓甚名谁，他们确实吸引了很多传教士来到这个窑洞，许多传教士留下来，喃喃自语着进行这种异教崇拜。
1942年春，霍格接手了这个只有35名学生的学校，1942年秋天学生人数增加到60。这个学校再次成功启动的消息传到了合作组织的广阔地带，他们开始主动将自己年轻聪敏的成员送到双石铺学习行业技能。霍格的学生们在磨练他们的机械技术的同时，双石铺的培黎学校已经发展为学校和培训中心的综合体。
1942年夏天，许多年龄较大的孩子被送往四州省会成都的一个新工厂接受锻炼。他们秋天的时候归来，带回来一台新机器的部件，在霍格的余生中他为了这些东西茶饭不思。
我们现在正开始在这里装配重要的机械，并把我们的孩子们从成都调回……这在学校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在学校建立的早期，在把我们最好的学生塑造成形时，把他们送到成都，同时开始塑造下一批新人，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现在我们的新学生得到了良好的培养，同时老学生也回到了学校，学校整体感觉非常强大。
重要的新机械是高什纺花机，用来生产羊毛和棉线。它原产印度，用板条箱经由滇缅公路运到中国。这台庞大的装置超过两吨重，学校车间无法容纳，霍格只好把它安置在河岸上，他计划通过水车来发电。他找来一群难民从主流引出一条沟渠，来为车轮提供足够的水流。这是一个技术难题，但是霍格和其团队最终使得通过用水力发电使机器正常运转了，从此这台机器就可以生产出和城市工厂相媲美的纺织品——至少他是这么宣称的。但是机器刚刚开始运作没多久，洪水来袭，将其毁掉。直到1944年末，霍格才最终报告说，机器重新投入使用，为合作组织造福。
除了学生们之间的宗派斗争，以及学校对于新员工的不停招募，新校长面对的最初问题是钱和食物。重庆工业合作总部将学校拨款寄到宝鸡的地方工业合作总部。从那里拿钱总是噩梦一场。1942年夏天，霍格有时不得不骑60英里的自行车穿越秦岭到达宝鸡，为了学校的拨款苦苦恳求、苦苦争取，然后再在当天骑车回去。经过两个城镇之间的通道时，他扶在卡车的后面，这样他就可以在当天回来。返程的时候一般是在晚上。有两次他都遇到了埋伏在路边的强盗，但是他最终还是骑着车甩掉了他们。
金钱如此短缺，以至于学校经常要向当地商人借玉米粉，但是，他们只会赊所有学生各吃一顿的量，就这样数个月学校都处于仅能糊口的状态。饥荒迫在眼前。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价格控制已经被用在树根和树皮之上，人们只有这些可以售卖，只有这些可以为食。
霍格经营的底线是，只有利用了所有可利用资源，学校才能存活。这些资源中包括涌入这个穷乡僻壤的难民流，日本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使得大片农村地区无法居住。这一活动从1942年开始在根据地施行，12个月内将控制下的人口总数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日本这一战术是毗邻的河南省饥荒的主要原因，1942年全年，成千上万名难民都在学校所居河岸的对面安营扎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