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血型的多样性极有可能是遗传漂变的产物，因为每种血型对自然都是具有适应性的。a型血的人并不会比b型血的人更具有优越性或生活得更差，那么，各种血型的差异就有可能是遗传漂变造成的，而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些血型性状，大致就可以被看作是中性性状，不那么好，也不太坏。
赖特还详细论述了基因型和表型的关系及意义。弄清了这些概念，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进化论。
基因型是一个生物的基因信息总和，对生物的性状起到控制和决定作用。表型就是基因决定以后表现出来的样子，比如个子是高还是矮，毛发颜色是深还是浅等。基因型决定表型，不同的基因型决定了不同的表型，所以，基因不同的人，长相也是不同的。但基因型和表型也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有时不同的基因型也可以产生相同的表型。
摩尔根后来发现，基因型的突变其实对表型的影响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严重，很多果蝇的基因型发生了大变化，甚至出现染色体倒位现象，但长出来的果蝇基本还是老样子。这就否定了孟德尔主义所坚持的基因型突变会导致表型突变的观点。所以，摩尔根到1910年以后开始慢慢承认自然选择的力量，1916年更是大声宣布说：有害的或者中性的突变在群体中不能扩散，有益的突变由于具有较快的繁殖速度，可以迅速扩散到整个群体中去。自然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显现自己的力量。
遗传学家们更多关心的是一段时间内的物种遗传性状的改变，并追踪这种改变的基因本质。而古生物学家们关心的时间跨度就长得多了，他们往往以千万年为单位来考察物种变化。那些追随达尔文的优秀的传统的博物学家们则更重视物种的地理分布和其间的差异。历史与地理的结合，使人们对物种变异和自然选择的看法更加清晰。达尔文原本一直坚持进化是逐渐的过程，而这对于古生物学家而言却问题多多。古生物学家辛苦收集的化石记录无不表明，物种不是逐渐变化出来的，而是突然产生出来，在新种与旧种之间，依然缺少应有的连续环节。这其中似乎发生过一些跳跃性的突变，这种突变有着明显的地理隔离特征，山这边的鸟和山那边同一品种的鸟可能在外形上就有点不一样，而那些被局限在某一封闭地区的物种则可以保持长时间不变。持这种观点的人，更关注物种横向的变化，而不是时间上的改变。
此时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系统性，系统内部的分工也越来越明确。明确的分工对各领域的研究是一件好事，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专业背景的知识隔阂。支持达尔文的进化论者与孟德尔主义者展开战斗的同时，却不知孟德尔主义早已落后于遗传学的发展，而进步了的遗传学家们又专注于基因层次的研究，对于生物的分类和变化起源了解不多。几个方面的学者们各说各话，以自己的理解解释着进化论。
这就是当时的混乱情况。
最终，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再次表现出了他对进化论的影响。他留下三个著名的孙子，一个是著名作家；一个是著名生理学家，因研究神经动作电位而得过诺贝尔奖；还有一个则是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主席的著名进化论者朱利安？赫胥黎(julianhuxley)。1942年，朱利安？赫胥黎在《进化：现代的综合》一书中提出了现代综合进化论概念，对遗传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赫胥黎家族优美和流畅的文字能力为综合进化论的传播提供了成功的保障。
这次综合其实并没有提出新的理论，并不是创新，而只是综合，把原先各个领域零散的进化论成就整合了起来，不同领域的高手们在这里开始找到了共同语言。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在度过了充满危机的漫漫寒冬后，再次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当然，综合进化论成为气候，绝非赫胥黎一人之力，这一理论的成功和广为传播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直接得益于另外几位重要的学者在赫胥黎之前和之后所作出的大量努力。
在赫胥黎进行综合之前，群体遗传学家虽然在自然选择对基因作用的重要性方面仍有不同意见，但他们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并成为综合进化论的基础理论框架：备受追捧的科学新贵孟德尔的遗传理论与达尔文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进化论完全可以以孟德尔遗传学为基础来展开新的研究。正是孟德尔式的遗传物质的突变为自然提供了选择的余地，生物就这样随机地突变，然后接受定向的选择。而这正是达尔文自然进化论的精髓。
但当时的情况尚不令人如此乐观，生物学家们被遗传学家复杂的数学模型搞晕掉了，他们鄙视这种整天做数学推理却不去进行野外观察的研究方法。如何解决其间的隔阂，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