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连达尔文自己都拿不准，其他人就更容易动摇了。达尔文去世以后，“新拉马克主义”的风头渐渐强劲起来，特别是达尔文对遗传问题的不充分认识，令很多科学家感到迷惑。在1900年前后，许多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都转而相信“新拉马克主义”，甚至斯宾塞和海格尔都认为，需要把自然选择和“新拉马克主义”结合起来共同解释进化现象。这一段时期被称为达尔文主义的黑暗期。
不过“新拉马克主义”者也面临着强大的挑战。当魏斯曼对其提出严重质疑以后，他们必须用实验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可惜，能够被派上用场的实验成果很少，仅有的几个实验还经不起反复推敲。遗传学诞生后，“新拉马克主义”者更是被逼进了绝境，他们必须证明在遗传水平上的突变是可以传给下一代的。正是在这种迫切需要之下，奥地利学者卡梅勒(paulkammerer)出场了，其人是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理论的狂热支持者。为了向世人证明拉马克理论的正确，他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证明获得性是可以遗传的。其中的一个典型实验是用产婆蟾做的。
产婆蟾主要产于欧洲，是一种陆地生活的蟾蜍，春夏季时在陆地上交配。卡梅勒用这种蟾蜍设计了一个实验，水生雄蟾蜍为了牢固地趴在雌蟾蜍背上交配，往往会生有黑色的指垫以把雌蟾蜍抱得更紧以免滑下，而陆生的产婆蟾则不需要这种东西。卡梅勒强制性地把产婆蟾放在水中生活，如果经过若干代以后这种动物也长出了黑色的指垫，那就充分说明动物可以对环境作出定向的进化，并将这种获得性状遗传下去。
实验的设计没有任何问题，如果结果真如预料那样，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的说法也将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可。
根据卡梅勒的实验报告，产婆蟾被郁闷地关在水牢中经过几代以后，终于被全部折腾死光了。这是对环境不适应的典型表现，但是，有些产婆蟾在被搞死以前，确实长出了黑色指垫，而且，指垫的颜色和厚度一代比一代明显。据此，卡梅勒宣布，水生环境迫使产婆蟾进化出了黑色指垫，这种适应性突变是对拉马克主义的最直接证明。
为了强化宣传效果，顺便拉点赞助，卡梅勒把这些长了黑色指垫的死掉的产婆蟾做成标本，然后周游各国到处演讲宣传，一时间名声鹊起，备受吹捧，甚至被誉为达尔文第二。当时的生物学家被卡梅勒这样一搞，不得不努力寻找合适的机制来解释这一现象。但这些学者们试图重复卡梅勒的实验时全部以失败告终，产婆蟾很难在人工条件下饲养，更不要说硬性把它养在水里了。
当卡梅勒周游到英国演讲时，受到了剑桥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贝特森(williambateson)的怀疑。贝特森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正是他创造了“遗传学”这个词，其研究工作对现代遗传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基于对遗传学的认识，他认为卡梅勒的工作可能有问题，但当他提出要检查产婆蟾标本时，却被卡梅勒一口拒绝了。
在欧洲过足了嘴瘾以后，卡梅勒带着标本去了美国继续宣传，结果却栽了个大跟头。当时各方都给卡梅勒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他把标本拿出来接受检查。卡梅勒最后只得同意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他的标本组织检查工作，结果令人难以置信。英国《自然》杂志专文刊出了检举信，卡梅勒标本上的所谓“黑色指垫”是用黑墨水涂出来的！
一个多月后，卡梅勒开枪自杀，那时他已经准备前往莫斯科大学当教授。死前他给莫斯科大学写了一封辞职信，承认产婆蟾标本有假，但他声明自己是无辜的，是有人背着他造了假，他只是背了黑锅而已。
后来有人试图为卡梅勒洗刷恶名，但进一步的检验无不证明，卡梅勒用来证明拉马克理论的实验结果均有作假现象。卡梅勒事件成为遗传学上著名的丑闻，本就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拉马克主义在此打击之下基本破产了。
后来古尔德曾无情地指出，就算卡梅勒的实验没有作假，也根本不能证明获得性遗传，相反，恰恰是证明了自然选择的正确。因为卡梅勒实验中死掉了大量的样本，这些都是环境淘汰的结果；而仅剩的产婆蟾，就算长出了黑色指垫，也只能充分说明突变体只有适应环境才可以生存。
这次打击对“新拉马克主义”来说相当严重，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拉马克主义”特别容易被普通读者所理解并接受，加之由于政治问题，后来终于又出了一件李森科闹剧。
李森科是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出身的育种站技术员。当时乌克兰的冬季农作物经常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影响造成减产和歉收现象。1929年的一天，李森科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受过冻的小麦种子，春天播种时可以提早成熟，这样可以躲开霜降的威胁。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春化处理”技术，在种植前把种子冻一下，可以加速生长。这种技术对地处寒冷的苏联有重要意义，李森科从此一鸣惊人。他虽然从本质上根本不懂科学，但他懂得政治，这在斯大林统治之下的苏联就已经足够了。
前面介绍过，因为政治原因，斯大林不喜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李森科当然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在学术上坚决支持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并用政治术语攻击西方的遗传学研究成果，把孟德尔和摩尔根等学者当成是苏维埃人民的敌人。
因为紧紧追随斯大林的政治步伐，李森科对斯大林的整人技巧也学习得相当到位，并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警告苏联科学界，要像李森科这样搞科研。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与政治斗争如出一辙，反对李森科理论的学术对手们被一一打倒了，有的学者被关进了监狱，甚至被搞死。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李森科和他支持的科学理论一枝独秀。全苏联的遗传学家被迫改造自己的知识，大学禁止教授摩尔根的遗传学，这种禁令一直传到了中国。中国的科学界紧紧追随李森科的“学术”思想，现在的高校图书馆里仍然可以发现一排排枯黄的批判摩尔根学术的教科书，正在低低述说着那个非常岁月的非常故事。
李森科在生物进化思想方面是拉马克主义者，可他更愿意把自己的理论打上达尔文的标签。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难办的事情，因为当年马克思虽然热情地表扬过达尔文，但后来也曾批评过达尔文。马克思的脑袋里已经种下了拉马克主义的种子，他相信自然界和社会一样，都有着明确的发展方向，而这种方向感是达尔文所反对的。更让马克思不高兴的是，达尔文反复强调人的动物本性，如果达尔文是正确的话，伟大而高尚的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