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爸爸为我拂去脸上的泪水，上前来用树叶子或青草擦去破裤脚边沾上的人或狗的粪便，劝道：“孩子，粪卖后可以有钱，可以分粮食，每天就可以吃两顿了。”可我依然不愿意，还是哭闹着：“我每天吃一顿，不卖。”爸爸只是不语，与他人的交谈中，偶尔现出痛苦的微笑。
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了，依然挑着粪，一挑一挑的去了。
有一次，我上前抓住粪桶不放，那个挑粪的中年男人，便将这头猛的一翘，那桶口就搁在我的下巴上，撞了一脸的大粪，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可惜我爸没在身边，可能他是去参加什么“外姓人联合自救会”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挑粪的还历历在目，依然能记得那些张着老母狗生儿时屁股显出的阴洞一样的讥笑的嘴巴，和男性病患者同样怪形的笑脸，我战栗不止，比被人强奸还要痛苦。
一年总是缺少的吃的，饿得慌。
那个时候，土地由本姓人管理，每天出去干活，要敲钟，钟一响，大家都懒懒伸伸地弯弯腰，直直身子，打几个呵欠，扛着小锄头来到地里，扶着锄把讲男人跟女人的故事，或者讲点婆媳之间的陈芝麻烂胡豆的往事，大家都看着大家锄了几行草，挖了几锄泥，谁愿意低着头干活呢！爸爸说：“全村的人都不是傻子，都等着别人干，自己到分粮食的时候，按照出工的日子计算就是了。”
那几年，天老爷也没有一点善心，接连干旱不止，玉米抽蕙很难，天花都干成白色的了，后来很多土都没有收成了。水稻种的老品种，年成好只有400多斤一亩，而今干旱，人们又太聪明，都不肯多做，结果更惨了。
记得我家有一年，他们分给我家十多斤谷子，一撮黄包谷。我们村上很多老年人都饿死了，年轻的饿得浮肿了，有好心人给一碗米汤喝，居然就医好了。可惜，后来还是给饿死了。
我们是外姓人，那些年头，更是打击的对象。爸爸除了常进学习班以外，还要挨批斗，思想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分粮食也是低等，记工分要打折扣。上面救济只有别人的一半。每天我们家顶多吃两顿，有时吃一顿，偶尔还有一天吃不了饭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