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可帷表面上悠闲自在，暗地里却一直没有放松对目标的追踪。
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这份压力来自于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作为一个地级市的纪委书记，他本来是不可能直接与中纪委发生联系的，但是，历史的机遇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只能义无反顾恪尽自己的职守了。
程可帷始终觉得整个地铁集资案扑朔迷离，将近半年时间里，他一直没能理出头绪，这使他非常痛苦，这种痛苦，犹如一个主治医生，明明看出病人所患病症有些蹊跷，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急待拯救，可就是找不出病根所在，因而束手无策，不敢下药。职业因素使他习惯了喜怒不形于色，因此这种痛苦便更重，更令他深深地自责。
何广慧挟款潜逃，最初并没有反映到市纪委这里，刚接到集资人报案，市公安局是按照经济诈骗定性的。身兼市委政法委书记的程可帷，在听取公安局汇报时，也是按这个思路作的判断，并决定由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承办案件。案情急转直下在于一封匿名举报信。那封写着“程可帷书记亲启”的厚厚的挂号信寄自北京机场，署名人叫南芳，自称是轨道工程公司公关部主任。她的举报矛头直指时任市委副书记兼市长的郭斧，指控他是整个案件的幕后策划者和操纵者，也是巨额款项的受贿人。在这个南芳提供的大量材料里，包括市政府关于组建轨道交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决定、轨道工程公司与何广慧的金地隆集团联合发行地铁债券的协议、工程招标全过程的书面文件、大笔资金支出的凭证复印件等，这些材料，特别是至关重要的几份文件，比如以市政府名义为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的请示和选择工程设备与施工队的审查报告，都有郭斧表示同意的签字，这是后来检察院以渎职罪起诉郭斧的主要依据。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在三千多万由何广慧提出支付意向的转账凭证上竟然也是郭斧签的字，而事后专案组查账时，却发现这三千万资金去向不明！
程可帷当即把王琮余找来，据他介绍，似乎轨道工程公司有这么一个名叫南芳的女人，是负责公关业务的中层干部，但公司里的人对她都不是很熟悉，因为她是何广慧介绍来的，从任职第一天起，就不曾在公司里露过面，长年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跑关系，虽然人不在双阳，但听说这个人对公司的贡献很大，建设地铁的审批件，主要工程设备供货商的联系，都是她操办的，而她所拿的薪酬也是不菲，但具体数目没有人能说得清，因为都是由何广慧亲自处理。
这个神秘女人在举报信最后写道，寄出这份材料后，她就走了，因为她已经办理了移民国外的手续。
程可帷清楚记得，当他在第一时间里向市委书记作出汇报后，孟宪梁的表情大为震惊，以至手里的茶杯都抖个不停。
在这之前，郭斧已经被责令暂停职务，集中精力抓好集资案的善后处理工作。何广慧的出逃，令许多问题没有着落，那几天，他正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而由于市委保证监督不力，孟宪梁也被省委通报批评。但这份举报材料的出现，令整个案情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郭斧的问题就不再是工作失职那么简单了。
孟宪梁用商量的口气劝说程可帷暂时不要向省纪委报告。程可帷坚决不同意，并且说服了孟宪梁。研究的结果，是两人直接去省里，分别向省纪委和省委书记当面汇报。于是很快，郭斧便被“双规”了。
无论是从工作关系还是从私人交情来说，程可帷与郭斧都属于不疏不近那种类型，工作上，市纪委受市委领导，郭斧虽然也是市委副书记之一，但除非涉及政府系统的干部违纪，通常他不太关心纪委办案的事；私交方面，程可帷给人的印象比较刻板，就像圆规的中心点，与画出的圆周每一点都保持同等距离，似乎与哪个人都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与郭斧当然也就是君子之交。尽管从军队转业分来双阳任职没有几年，程可帷对郭斧的评价还算不错，觉得这个人除了考虑问题简单一些外，还算个务实型的干部，肯吃苦，没有架子，事业心强，抓工作的点子也很多。给他印象特别深的是，郭斧很“护短”，每当纪委查办政府部门的干部时，他常常出面为之开脱，偶尔也与程可帷发生过不快。程可帷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郭斧会在地铁集资案中陷得这么深，这使他深恶痛绝，岗位与职责的正义性令他不得不对这个昔日的同事挥起达摩克利斯之剑！
然而，后来事态的发展变得有些诡异，程可帷逐渐觉得自己被牵进一个巨大的阵里。首先是孟宪梁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变，起初他反对将郭斧一案上报，并叮嘱程可帷尽量控制知情面，但从省里回来后，虽然在公开场合他仍然表示不相信郭斧会堕落到如此地步，程可帷私下里却了解到，对下面的举报和控告他不再阻拦或是反对，有时甚至暗许甚至怂恿，几次内部会议上都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市委抓反工作的一大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双阳市涌现出一个举报前任市长的小，从市委市政府领导成员到下属部门乃至普通干部群众，都有人或写信或面谈，反映郭斧的种种违法乱纪行为；其次，案件被省里接管过去后，成立专案组时，指定由程可帷参加，孟宪梁当即表示不满，认为应当由双阳市委来主导案件查办工作，至少双阳市委应当全面介入其中，而他本来应该知道，按照管理权限，对郭斧这一级干部涉案问题的清查，市委是不能过问的。郭斧“双规”期间，双阳市不时有人透过各种渠道要求检察院快些结案，法院尽快审理，其热心程度令人难以理解；第三，南芳提供的那些致命证据，虽然后来王琮余出面做了佐证，但郭斧对绝大部分举报坚决予以否认，认为有人在栽赃陷害，他不承认认识南芳这个人，也写出长长的辩护书，但检察机关却不予采信，他要求向上级申诉，也无人给他代转。王琮余本是郭斧一手提拔起来的，此前与郭斧一家走动很勤，他在举报老领导问题上的过分积极也令人费解。
这种种反常现象引起程可帷的思考。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他，不找到何广慧和南芳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当事人，案件就难于厘清，因而就无法定性。他把自己的意见向专案组做了阐述，不料却未获支持，办案人员反而有意无意开始对他也封锁信息，以至将郭斧交付审判，他事先竟然不知道！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程可帷才确信，这起案件，并不像最初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里面肯定有隐情，而且掌控着这些隐情的力量又很强大，要想涤清蒙在这上面的迷雾，只能另辟蹊径，依靠上级力量来拨乱反正。
与任天嘉商量后，两人都认为王琮余是个关键人物，无论何广慧还是南芳，没有其他人比他更应该了解详情。于是，程可帷亲自打电话，把王琮余请到纪委来。
虽然被称为政坛“滚刀肉”，进到纪委，而且是纪委书记亲自找谈话，王琮余还是有些心里没底。他想推诿，但程可帷不给他空子钻，果断命令他先放下手头工作；他给穆有仁打电话讨主意，穆有仁也摸不清头脑，没法帮他的忙。硬着头皮坐在沙发上，他心里砰砰直打鼓。
程可帷态度很亲切，问题却单刀直入，一下子就捅到要害：“轨道工程公司经营两年多，你一直没见过南芳的面？”
王琮余摇头：“从来没见过，只是接过她两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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