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纳闷，就拽着他问：“嗨嗨！怎么啦？”
老房瞟我们一眼，蹦出来两句话：“起来晚了！鱼早没啦！”
原来，在这水库里打鱼，要趁黎明时分。天大亮后，鱼就吃饱喝足，跑到水底下玩去了。东北纬度高，到五月底，3点半天就亮了，我们睡到7点半，日上三竿，还能捞什么鱼，连鱼粪蛋儿都捞不着了！
老房比我们早起来一个小时，忙了半天，白忙了一场，沮丧得无以复加。他鞋里灌满了水，走路咕叽咕叽的，到了小窝棚，把鱼网一扔，叹口气说：“唉，白来，白来啦。”
大伙儿一到白天，就清醒多了，昨晚的浪漫情绪一扫而光。
小迷糊说：“咋办？”
老龚说：“玩玩儿，看看风景再走。”
王亚奎不同意：“咱们赶紧回去吧，到家下午还能赶上干活儿。这一天，不能就这么白耽误啊！”
如果抓到了鱼，我们还觉得值得一来。现在是白跑了一趟，大伙儿都有浪费了好时光的感觉。王亚奎的提议获得多数同意，说走就走，没等我们看清白天的湖面是啥样，就匆匆沿着来路返回了。
正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返回的路上，没有歌声，也没有浪漫，只有现实主义。
将近中午，回到了东甸子。这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就此无影无踪。下午，我们又去了生产队，听驴嘶马叫，干杂活儿。
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儿，可是小孩儿也有现实得可怕的一面。我们赶了十多里夜路，在窝棚里趴了一宿，要是搁在现在的成人，还不得在水库玩疯了再回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回来了。那个下午，干了些什么活儿，干的那活儿对我们一生有什么重大意义，我现在狗屁也记不起来了。可是，我一辈子都记住了哪个无比浪漫的晚上和深深遗憾的撤离。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早就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白人。人撑死能活多久？现实主义又好在哪？能带到棺材里去吗？能尽欢的时候，不尽欢，那不是大傻瓜吗？我很叹服那时候的王亚奎，那么小，就知道积累工分，如果他后来一直是这个价值观，那么这30多年，还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工分呢！不知他现在下岗了没有？不知他今天用不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一个人，再现实，还能抗得过潮流的瞬息万变吗？那时候，多挣10个工分，就能保证一辈子不再受穷了吗？
我今天，已经明白了绝大部分人生道理。但有些事，即使明白也已经晚了，晚了！
16
远征水库后没有几天，苦难夏锄开始了。在农村里，春耕并不可怕，冬天也就是混工分，最可怕的活计只有两项，夏锄（老屯叫“铲地”）和秋收（老屯叫“嘎地”，就是“割地”之意）。夏锄时正是农历“夏至”前后，白天日照最长，在东北有16个小时，只要能看见苗，就得干。所有的地块，在一个半月内要锄三遍，才不至于杂草丛生，才能保证庄稼的营养。这“铲地”，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老农们抡锄如飞，眨眼之间要把苗留下，草锄掉，所有的土还要松一遍，简直是武俠的工夫。没开铲之前，老屯们对铲地难度的描述，就吓得我们不轻。一开铲，果不其然，能把人累死。我们不仅抡不好锄头，也挺不了那么长时间。东北的地，都是大块儿的，一条垄，恨不能有三公里长，一眼望不到头，让你绝望到想死。
夏日炎炎，晒不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有色人种。老屯们都戴着尖斗笠，个个都成了大清兵。那尖斗笠，可是有讲究，是用麦秸编的，有空隙，能透风。他们嘲笑城里人劳动时戴的“蘑菇”草帽，说：“那叫啥玩意儿，王八盖子，闷死人！”是啊，到了农村，才知道，在老屯眼里，城里人基本都很蠢，就一点比乡下人强，那就是能够月月领公家的钱，而且还领得挺多。
这回蠢人的孩子们到乡下接受“再教育”来了，老屯们很解气，总要教训教训知青，城里人有多么蠢。夏锄一开始，蠢不蠢，立刻就很分明。老屯们走笔龙蛇，霎时就干出去半根垄。如果以北京的地理打比方，他们相当于已经干到“北二环”了，我们还在“南二环”穷追。
庞德海一伙道德堕落分子，这时候早就撕下了文明的画皮，一到地头，返过身来就“接”美眉。“接”就是帮着铲，三下五除二，两下里大会师。美眉们一个媚眼一阵笑，估计老庞他们那勉档裤都要兜不住了。那边会师了，把我们几个雄性的，就那么撂在地半截，没人管。大帮人马一到地头就歇气儿，约有20分钟。等我们忙活到地头，人家早就另起一垄开干了。
这“铲地”，着实让我们中有几个人“熊”了。
热，渴，累，漫无尽头。再怎么说是“炼青春”，我们这也是童工啊。即便童工也不要紧，好处是可以不长成“豆芽菜”，身体棒，但是，别给我们气受啊。
干了几天，我和老龚、家轩、小迷糊四个少爷秧子顶不住了。私下里就商量：“还干他娘个蛋！没拿我们当人，干也是白干。”
老龚有谋略，摸着上唇的一点点小黑胡说：“咱们得想办法，东甸子，不是咱们久留之处。你看老房他们仨，都玩了命了，他们是想进步。这么一整，咱们太孤立，得挪地方。”
小迷糊说：“我这就回家，看看能不能往长春附近转户。再怎么，也得离家近一点。”
我问：“你有啥办法？”
小迷糊说：“问问家里，乡下有没有亲戚。把咱们四个一块儿转过去，从头来，不在这儿受他妈的气。”
家轩说：“对，我也回家问问。”
老龚对我说：“咱们两家，在农村没亲戚，明天就去串户吧。找找同学，看哪儿能有机会安排咱们。”
第二天，我们就扔了锄头，再没捡起来。
那年月，知青在农村确实没出路。现在的少壮学者提起那时候，都牙恨得痒痒的，说是“集体无意识”。但是，他们死都不肯说一个真相，那就是，那时候是青年人最自由的时期。回城虽然没门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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