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梦醒了，好地方也不多了。工宣队虽然可恶，但毕竟是城里人，谁没个孩子？将心比心，他们一门儿心思给我们找富裕地方。要说这工人还是不行，要是真有人性，就应该给我们找近的地方才对。一个孩子，最需要什么？家呀。那时候又不是市场经济，富不富的有什么用？还真想让我们在农村扛一辈子大活不成？工宣队跑到延边，找着富地方了，回来挺得意，见了我们，还含蓄地表表功。龚本辉抢先握住了工宣传队的手：“师傅，你真是……太够意思啦。”大伙一拥而上，像现在的新人类见着了刘德华。师傅挺受用，说：“地方不错！那延边，各大队都满满的，接收不了啦，差一点儿就呲了。我跟公社说，说什么也得安排，小青年儿来革命，不给安排还行？你们几个，到那儿就好好干吧。”
还能说什么呢？到了日子，就上征途吧。爱因斯坦的后备军没当成，上山下乡倒落了个尾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却是在1969年初才下的乡。
1969年1月17日19点28分的长春，终身难忘的一刻。火车站，一列往延边去的普通客车。东甸子集体户的几个臭男生，占住了窗口的几个座位，都在大吐烟圈。我们那时候，是尾巴了，不是成批地下，而是零星处置。各车厢好象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下乡学生，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工宣队也来了，他要负责把我们带到延边。
那一夜，是我们的成人仪式。李家轩拿来一包烟，“迎春”的，中档烟，两毛多钱一盒。那时候就这水平，烟都不带嘴儿。李家轩是小市民出身，五行八作的都熟，估计是偷了家里的钱买的。我们分而吸之，尝到了初为成人的快感。那时候，我们无论是谁，都盼望成人啊！成人了，就能干坏事儿了：抽烟是一种，说粗话是一种，泡妞也是一种。那时候我们那儿泡妞的术语是“挂码子”，后来才知道，台湾人也这么说。真是人性相通，海峡隔不住啊。
老了，真的就不行了，记忆力也跟劣质奶粉一样，捞不出东西来了。那一晚，记得好像没谁的家长来，或者来了很快就走了？女虾们的家长也没来，记忆中没有哭哭啼啼的场面。人们只是关注，这路上得坐多长时间？老龚说：“妈的，这一宿硬板座，屁股还不得硌两瓣儿喽？睡觉是睡不好了，弟兄们，熬吧。”
那时候，是原始社会，开车好像没什么准点儿，估计是加的慢车。我们就这么坐着，等候发车，一边就拉开车窗，喷云吐雾，初试罪恶。
冷不防，冯长骏拉了我一把：“哎，你爸！”
我连忙藏了烟，起身，看见了父亲。是的，我看见了父亲。30多年了，我忘不了！
我连忙对父亲说：“不是说好不用送吗？”
父亲显然是看见了我抽烟，他脸色很阴郁，但什么也没说，就那么在车窗外看着。同学们全都不好意思了，纷纷掐灭烟。
很久，父亲才说：“你妈让我来看看。”
我那时不懂事啊，我不知道这一晚，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什么。16岁，父亲送我远行，我连一句有意义的话也没说。记得只说了一句：“没事儿，你回去吧。”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了一会儿，就说：“那我走了。”走到地下道口，又回头往我们这边看了看。
1969年1月17日奇寒的夜晚，42岁的父亲送我远行。我们父子俩，一共说了四句话。35年过去了，我今年都52岁了，可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那一夜，真是冷啊！
火车终于开了，城市的灯光疏疏落落地远去。吉林大地上的苍莽夜色，黑得就像墨。
3
这是在东去列车的窗口。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60年代初曾经有一首著名的诗，写的就是类似的时刻。诗写得好，排山倒海。然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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