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至凶年逢大疫，闲愁暗上老头皮。
疏狂每有惊人句，散淡常无更短髭。
自制清心薄荷饮，新尝佐酒苤蓝丝。
穷通已付糊涂案，了断须烧一片龟。
——《固安行状之四》
于是，自己的事情又凸显出来。还是想那个老问题：该做点什么吧？教书是早就决计不干了，先前在京城的两所中学里是教过的，感觉是，给富裕地区的子弟做教师，多半都是在做着保姆兼保安的事，教学本身的研究无心顾及，若说有，也是略胜于无。有一阵子，幻想开个书屋，清净，闲散。又一想，那份冷寂，怕也耐不住；更何况收益还在不可知之数。体力劳动者也当不得，自小到大，终是四体不勤，如今早过了不惑之年，忽而要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的去做事，先就觉得可笑。将种种不愿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排除之后，忽而发现，眼前几乎已没有自己可做的事了。不做事是绝对不行的；于社会，于家庭，于自身，都无法交代。是有一首歌叫作《从头再来》的；但是，不惑之年已过，从头再来，谈何容易！这么迁延着，秋，不知不觉的又来了。
心事觉来频对镜，分明昨夜上眉头。
连宵雨霁红花老，九月风吹绿树秋。
扼腕只缘增马齿，听鸿不必更高楼。
霜天雁送寒声远，半作闲愁半作幽。
——《再忆二○○一年秋闲居海淀辛庄》
想想，看看，忽而又想到了文学。就是文学吧。文学这行当，终比官场、商海和一些靠天吃饭的活计来得安稳些，也轻省些，且还可担着风雅的虚名。早几年，心里是存个文学梦的，也总想圆一圆它。近年却不大想了。圆了又怎样，不圆又怎样，还不是那两个永恒的字——活着？我之所以做出写小说的决定，究其因由，也大半是源于这两个字（有时想想这两个字，心中竟有些隐痛）。又迁延至二○○四年三月初，终于，在家人的期待及作家出版社玉太先生的关注下，几经权衡，才决计动手做小说。
顺理成章的，就想起二○○○年蛰居北京西北郊温泉辛庄时所做的小说《碎影》来。然而，那部十几万字的小说是幼稚的，甚至不足为凭。只好借它散碎的影子，实则近于另起炉灶。构思阶段煞费几番周折。因为不肯教未来的文字速朽，更不甘随人之后，而才气又是有限的那么多，所以，人物，情节，语言，节奏，雅与俗之间分寸的斟酌，等等，都是教人苦恼的事。当然，这些难关后来都一一走过去了。真正地动手写起来倒没有怎样的艰难，有些地方一路写来，感觉上还小有破竹之势——这也是聊以自许之处吧。历经半年多，书写出来，心中的一点隐痛也消散了。通则不痛，中医说得真好。
总的说，这部小说算是个难产儿，又是头胎，历经挣扎，终究生下来了。她是美是丑，是智是愚，都由不得作者评说了。说实话，我自视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此番便是抱着迎受冷落的心情将她送来人世的。我想，她也不大怕冷清，因为有其父必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