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翁同是借着汇报财政状况的由头单独问载镔后世历史，但财政问题的确是他今天一定要向监国王汇报并要拿到决策的大事.实事求是的说，扯什么‘国家近几年在各条战线上取得飞速发展‘，这话一定是吹牛.基础建设上欠下的巨大债务，所谓遍地黄金的华夏古国一样无法不断承受.当然，按从前的统治习惯，管他什么基础建设，混几代舒服日子也行，大不了又造反换朝代就是了.什么千秋万代，估计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昏君都不信这套.倒是载镔相信，只要自己想维持皇朝统治，凭自己现在打下的十年基础，立刻退位，败家子儿们也能靠老本支撑一百年.什么叫败家子是因为他们只知道吃自家老本.
载镔又想远了，他在想本钱从哪儿来.结果，总理大臣乃政策具体执行者打断了载镔动歪心.既是具体执行，一定要有具体支持.一个字――钱.没钱什么都是狗屁.可现在，清廉严格的翁总理恨不得把银子敲碎了花，可国库要见底儿，没银子可敲了.
‘监国王万岁，微臣不是不知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之重要性，而农业在不少年内还将是我国立国之本.您说可以减缓工商业投资热度，微臣也颇以为然.特别是工业，确实需要有序发展，并非越快越好，否则可能乱成一锅粥，又要花钱调整.可是，真要照您所说，一样都不能停，只凭工商投资合理化监控并不见得剩多少钱啊!倒是军费开支，明面上国家财政的投入要比前两代先皇时多，实际上练饷剿饷等隐性半隐性军费没有了，确切军费开支还有所减少.还有，我国已和yf等国再开正当贸易，还有德意志，但目前规模还不大，远水难解近渴.所以，明年的国家财政缺口您知道是多少吗不管臣等如何节俭，最少也不会低于一千五百万两银子.万岁啊，您教会大家如何挣钱，可您也太会用了.明年，您让微臣为您提出的这一揽子社会保障体系从哪儿弄钱去‘
‘翁师傅，您谈谈我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吧!以前和现在，都说说.‘
通过翁同简单扼要的说明，载镔知道了一些财政改革前的状况.社会保障主要是以对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及失业和贫困等社会现象的缓解为主要内容，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从社会保障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方式来看，我国很早就强调了政府对社会弱者的责任，在早期儒家传统中就已经有了‘政府应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甚至是惟一提供者的想法‘.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天地之大无弃物，王政之大无弃民‘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的仁政原则.历代统治者都将救助社会弱者作为自己应有的责任，这倒也是不争事实.我国传统时代的国家一直是种家国同构的结构方式，国家和政府视其臣民为子民，老百姓视政府官员为父母，父母对子民从各个方面全盘负责是十分自然的事.
从传统社会保障的内容看，中国古代官方所举行的社会救助活动绝非随机或临时的救助活动，而是以国家制度和政策等形式固定下来，比较完备并被长期推行的一种社会保障活动.早在周代就有了保息六政和荒政十二策.这些政策制度基本包括了社会救助层次的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即以后世福利眼光来衡量，也算比较完备了.不过周礼距今的年代过于久远，所记载的理想社会制度是否得以实施，翁师傅大才也不得而知.但秦朝以来历代中央集权政府所实施的荒政政策，汉以来积谷备荒的各项仓储制度，唐宋以降的居养制度等都是有据可考的信史.到了明清时期，各项制度和政策已臻于完善，形成了政府举办的社会保障事业的相对完整制度，这些制度中大多数在两朝都是一以贯之，是固定和经常的.当然，做地怎么样，载镔肯定不信任，但制度的确存在，
因为，中国传统时代政府对社会保障事务的介入基本上是受法律约束的，特别是到了晚期，官方在社会保障上的主要活动基本纳入了法律规范的范畴.<<大明律>>和<<大清律>>上都有明文解释，在此不叙.
由此可见，我国传统时代的社会保障是一种政府较早介入的制度化社会保障，比西方国家历史上那种简单的救灾济贫活动先进的多.到了明清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看起来相当完善.可是，这种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向后世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这是传统社会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传统时代社会保障的特殊性格.
现今，基本国情的主要方面已显露端睨，传统农具在宋元时基本定型，明清时期又将农业潜力尽可能发挥，使农业水平达到了传统时代的顶峰.与此相应，明清时期我国的人口增长也十分引人注目，官方统计人口到道光二十年已突破四亿，实际的人口规模可能更大[战争原因有所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人口与耕地关系恶化是该期人地关系发展总趋势，这样的背景对传统社会各方面有很大影响，自也影响事实上没有认真贯彻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即使在正常年景，许多农民的生活也只能是勉强维持温饱水平，所谓‘竭力耕稼，仅足一岁之用‘，‘一岁之入不足支所出，以故输赋不能前‘.诸如此类遍及全国各府州县.江南地区做为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但生活水平照样是一个贫困了得.社会保障对象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可想而知.
二是国家财政承受能力弱.因为政府税收主要来源就是小农，想积累起强大的财政储备十分困难，财政拮据是明清时期经济常态.王朝初期尚能维持收支相抵并略有节余，但进入中后期，财政状况则捉襟见肘.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政窘迫的情势日甚一日，户部银库收入急剧下降，1853年之后的七八年里，平均年实收不过十九万两，各省司库荡然，久形空匮.另一方面，镇压人民起义的开支成倍增加，还要偿付外国侵略者的巨额赔款.这样，因财源日竭而引起的财政危机越来越尖锐，财政濒临破产.
即使财政节余较多的清前期，实际情形其实很值得探讨.自康熙中叶以来，每年财政节余约五百万两，到乾隆中叶结余达一千万两，可这并不意味着清前期财政状况宽松.一大重要原因在于临时收入和临时开支作为另案处理，临时支出名目繁多，主要有军需，河工海塘及赈济诸项.军费支出自清初起一直是财政的沉重负担，乾、嘉、道三朝重大军需开支达三亿七千多万两，海塘河工及重大救灾开支今亿两，再加上普免及行幸等有案可查的另案开支竟达九亿两之巨.由于以上因素存在，在号称康乾盛世时期，支大于收的情况也常有发生.
财政制约对社会保障事业的影响显而易见，由于总量有限，国家财政实行的是量入为出，量出制入的原则.在量入为出的原则下，政府投入社会保障事业的资金只是很少一部分，特别是与军需等费用冲突时，此项支出往往成为裁革对象.在量出制入原则下，为了满足眼前与自利需求，政府常常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有关民生的社会保障收入荒缺.
总之，由于生产力水平，财政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传统社会保障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是以竭力地维持温饱，不致产生社会动荡为目的.可是，这个最基本目的也是那样难以实现.
随着载镔上台几年后，通过对外的强硬手段赶走侵略者或不付不平等赔款，对内的强硬姿态镇摄住了保守反对派，开始了全面改革，整顿吏制，反腐倡廉，量才使用官员.农工商并重的新政策一时无法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却学后世手法将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分开，并强化税收制度，有点饮鸠止渴，但看到一点希望同时身处战争中的百姓也能原谅.到了卫国战争胜利后，中央财政渐渐好转，额外还有大批赃款，也止住了相当部分的灰色收支，有了支持国家建设的资金储备.
可是，翁同做为廉洁自律的总理大臣，为国家财政的日渐好转兴奋的同时，刚刚说的话一点也没错，监国王万岁太会用了.而载镔呢他的确不懂经济科学，但在网络时代生活多年的他，接受知识的广度之大绝对是全世界第一.所以他对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的财政状况都不好的根原有自己的看法和打算.
载镔觉得，专家和业余人士对中国改变不了朝代轮回的原因分析大部分都有道理，而他则认为自给自足经济体制是最重要原因之一.历朝历代的前期都是轻徭薄赋，但时间一长，政法部门的骄奢淫逸越来越严重，出于社会发展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总量不可能很大的原因，承受不住苛捐杂税和暴政的农民必然起义.
不错，国家目前的税收制度相当先进了，打赢了卫国战争，但国家还是在危亡之际，所以官员的还比较自律，但个人自律能做指望吗显然，靠读圣贤书治国纯属笑话，才高八斗的贪官污吏，古往今来海了去了，而农业社会的经济总量就那么大，想过好日子的人很多，公平分配人人都不够，一批‘性本善‘的人先吃了螃蟹，后来者妒嫉起来，你吃我凭什么不吃于是，小老百姓越来越惨.问题是小老百姓最多，个人力量小集体力量大，逼急了老子干你妈的，所以......
高薪养廉并非不好，可国家要有那个钱来支持.要是其他更重要的方面还没干好呢，先让公务员富起来，你不要以为[高素质]的西方人就能接受，反倒是中国老百姓更好说话.而西方为什么就能高薪养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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