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由于复补过程中的人事安排引起的。
1974年的复补，安排的时间特别紧迫。根据计划，从工地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布置开始，到所有复员老兵离队，一共只有七天的时间。
因为时间过于紧张，因此工地开完会之后的当天晚上，连里便召开支委会，研究“复补”的初步名单。
所谓“复补”名单，其实我们研究的只是复员的名单。新兵的补充我们连说了不算，到时候工地“补”给我们多少，我们就“被动”地接收多少。就是“复员”的人数，也是工地定的，给我们连的指标是50名，我们连的“权力”就是将这50个名额落实到具体个人。
这次复员人数如此之多，出于我们连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去年我们工地补入的新兵比较多，因此那之后的半年里，所谓250工地要扩大，要升格，甚至要从后勤编制序列中划出来，划归某要塞区的传闻甚嚣尘上。但最近这段时间以来，这传闻渐渐被另外一种传闻所代替。新的“传闻”是：军委不久前开了会，整个军队要开展“整顿”。作为整顿的一部分，后山的“工程”可能要压缩规模，也就是说，仅仅保留已经完工的项目，新的项目不再上了。假如传言属实，那么250工地的不但不会升格，闹不好还要降格，甚至还会撤销，重归于原来的那个“基地”。
当然，“降格”也好，“撤销”也好，都不是近期能看到的事情，而且我们也掌握不了，我们警通连现在能掌握的事情，就是确定全连这七十多名超期服役的老兵当中，哪五十个人要脱军装。
我跟连长王叔文的冲突，就是因为话务排的复员名单引起的。
由于复员的老兵人数远远多于留队的老兵人数，所以这次支委会与其说是研究复员名单，还不如说是研究“留队”的人员名单。
按照复员人员在全连的比例，话务排应该留队的超期服役老兵只有5人。
在此之前，连长已经念了一个名单，是警一排、二排、四排的拟定留队老兵。念完这个名单，他也没问在座的人有什么意见。我们几个也闹不清这名单是需要继续研究呢，还是就这么定了。这之后，王叔文又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纸片，看了看说：“关于三排，应该留下五个老兵。我跟三排长张丽华啦了一下，考虑到工作方面和培养方面的因素，决定留下唐园、林和双、常小莉、郭玉华、张红卫。其它老兵全部复员。下面我说说具体工作，明天上午连里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公布复员老兵名单，然后……”
连长说到这里，我忍不住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为自己当时的反常表现而感到奇怪。按说我当兵已有六年，一步一个脚印从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当到副连长，应该算锻炼的比较成熟了，可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情绪竟然会突然失控。
不过，尽管我后来感觉到自己有些莽撞和急躁，但是我却没有后悔，也没有过多的自责。因为他王叔文实在是欺人太甚。
话务排由我分管，这本是相当明确的事情。这不光是支委会上研究确定的，也是王叔文红口白牙亲自跟我谈的。什么叫“分管”，分管就是分工给我负责，就算不是我说了算，但是起码有事要经过我。像战士复员这样的“头等大事”，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王叔文跟张丽华“啦”一下就定了，这简直就是荒唐透顶，你王叔文纯粹就是没事找事的乱弹琴！
我越想越气，当时就拍拍桌子打断了王叔文的话：“哎哎，连长，等一下。话务排的名单你俩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四个班长你复员三个，排里下一步的工作还怎么做？张红卫群众威信不高，自己也有复员要求，你留她干嘛？马卫青从去年开始就是培养对象，你为什么要让她复员？这搞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屋内顿时一片沉寂，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他们谁也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挺低调的女副连长陈子华，竟敢这样直截了当地向连长“发难”。
我们警通连的班子一共五个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连队的任何重大问题（如提升晋职、人事安排、奖励惩罚、复员退伍等等），都必须提交支委会集体研究决定。当然，这仅仅是“原则”上的规定。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实际上连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是在连长和指导员的手里。我们这几个副连长和副指导员，在一般的时候，都是本着“怎么都行”的态度，对于连长和指导员决定的事情，只尽举手同意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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