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了“寻妈”的念头之后我才发现，我对于我妈“历史”情况知之甚少。打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妈就在齐平市新华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做护士。做护士之前，应该是在某个卫校上学，这“某个”卫校到底是哪个，我就记不住了；至于她在上卫校之前还干过什么，我更是一无所知。我跟好多“80后”“90后”一样，对于几十年前的旧事不大感兴趣；或者说，由于高科技时代的信息爆炸，我们连接受新事物还唯恐不及，谁还有那闲精力去追溯父祖一辈人的往事？结果，“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只能依据脑海中仅有的一点线索，大海捞针一样去“捞”我那个亲妈。
好在我的记忆力还不错，我不光记得我妈叫李温玉（这什么话？），我还记得我姥爷叫李宝成，我姥姥叫何惠兰。我姥爷似乎当过县城一个工厂的厂长。
我姥爷在哪个地方当厂长这个问题耗费了我大量的脑细胞。最后我想起了姥姥的原籍是密东县，这才连带想起了姥爷应该是在密东县县城当过厂长，但我完全想不起来那到底是哪一年的事情。没办法，我只好先就这一点点线索去打听一下吧。因为此时我妈太小，肯定没什么知名度，我要找她只能先找我姥爷我先问到的人，是招待所登记处的一位大姐。
那大姐有三十出头，对解放军相当热情（当时都那样，老百姓对军人特亲）。而且她是本地人，家就在县城住，周围情况很熟悉。
一问那大姐我才知道，密东县城内一共有五个厂子：酒厂、毛巾厂、造纸厂、农具厂、农修厂。听说我要找个叫李宝成的厂长，她就拿起电话来帮着我问。她问的当然不是厂长，而是革委会主任（当时的厂长都叫厂革委会主任）。结果这个五个厂的“革委会”主任里面只有一个姓李的，叫李天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那显然不是我姥爷，因为我姥爷那个时候应该才三十七八岁。
我又仔细想想，发现好象是我搞错了。我姥爷肯定是个厂长，不是“革委会主任”，那么按照他的年龄推算，他应该是文革后才当的厂长。那他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我想啊想啊，一下子想起来了：“右派”！
一点不错，我姥爷原来是个右派。在这个时代讲，他就是个大坏蛋。
我好像听我妈说过，我姥爷原来在一个大工厂当工程师，是个既老实又本分的知识分子。57年打“右派”的时候，那个厂子没有完成“任务指标”，也就是说“右派”太少不够数，因此又随便弄了几个知识分子“凑数”，我姥爷就不幸被“凑”成了右派。他戴了右派帽子之后，先在厂子里监督劳动，文革中又像我小姑陈玲瑶一样，全家被赶到了我姥姥的原籍密东县的农村。文革后期他进了密东的一家工厂，后来当到了厂长。
这就对了，我姥爷此时此刻，应该还在密东的农村当“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呢。
但是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我姥姥的原籍是哪个村了。
密东县这么大，我总不能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找吧。
在登记处那位大姐的帮助下，我又找到了招待所一位六十开外的看门老头。按照我提供的线索他回忆了一下，记起前几年城里下放来的人，多数都安排在县城的附近，说是便于监督他们，因此没让他们去边远的山区。加上我模模糊糊记得“我妈”说过，小时候能跟你姥姥进趟县城，就高兴的不得了，那说明县城离她家应该不是很远。
第二天，我从招待所借了一辆自行车，外带一份密东县的地图。我给自己限定的时间是两天，两天我也不大可能跑遍县城周围所有村子，能找几个地方算几个地方，实在找不到的话，只能等以后有机会了再来找。
我早饭多买了两个馒头，一大块咸菜疙瘩（吴太白给的点心早让我和马卫青吃光了），找个玻璃瓶子装了两瓶水，就骑上车子出发了。我从密东县的南郊开始，顺着乡间公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打听。走到中午，我已经访问了七个村子，没有一个村子里有下放的右派。
吃过简单的午餐，我开始从一条乡间小路朝东转。从地图上能看出来，这条小路大约有十五华里，连着三个村子；然后通到一条大公路上，公路的路边有六个村子，沿着公路朝北走，就能返回到县城。
小路边上的三个村子，名字里都有一个“官庄”，分别叫何家官庄，老官庄和北官庄。这几个名字好像牵起了我的什么记忆，当何家官庄遥遥在望的时候，我猛然间精神一振！
我姥姥就姓何，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姥姥跟我说过，她们村里古时候出过一个大官。“官庄”的意思，不就是有“官”的村庄吗？
我正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轰鸣，我回头一看，只见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歪歪倒倒直朝我冲了过来。这条小路很窄，应该是根本不能通行卡车，也不知道那个二百五司机是怎么开上来的。更可恨的是他明明看到我在前面骑着自行车，竟然既不鸣笛也不减速，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到了我的身后，我还没来的思考对策，就听“咔嚓”一声，它将我和我的自行车撞到了一边，然后一刻未停地飞驰而去。
我从路边的谷子地里站起身来，狠狠骂了一句粗话。抬头朝前面的路上看看，我不禁吃了一惊：那辆车竟然不见了！
从我摔倒到爬起来，好像也就是十秒八秒的时间，就算我笨得象狗熊，一分钟才爬起来，那车也不能消失的无影无踪啊？这什么速度，这简直比21世纪的“动车组”跑的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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