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在南岭上脚下的一个大村子里，到我这一代，才是第二代农民。
在这之前，我家在当地地区所在地的小城市，也算是城市居民中的一分子。
因为我的父辈随解放军打到了海南。我爷爷三兄弟、瑶族出身的奶奶和祖外婆一家，还有我父亲的七个兄弟姐妹，用大刀片为解放军开山铺路，充当敢死队，建立了不小的功劳。
下岛之后，留在了环境比较熟悉的湘南地区搞土改。因为他们以前曾经在这里卖艺多年，与乡民们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和感情，便于开展工作。
全国局势稳定后，我父亲的七个兄弟姐妹，都进入了地区和县里工作，成为官职不大的国家干部。而爷爷、奶奶他们这一辈老人，则继续留在了农村。
我父亲由于稍有点文化，解放前在给戏班子当保镖时，学到点“编本子”的知识。解放初期，改编了几个湘剧本子，在当地多少有点名气。
这样，在缺少文化干部的解放初期，自然被上面看中，很快出任了地区文化局的副局长。有一段时间，还兼任过剧团的团长。
江湖中人实在不适合当官，那种直筒子性格和爱打抱不平的江湖习气，在官场中总是个忌讳，倒霉只是迟早的事情。
就因为看不惯某些以“大老粗”自居的革命领导看不起当地的文化人，而心有愤怒，放了几炮，五七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兄妹七个全部被遣送下乡。
还算不错，爷爷、奶奶他们这一辈老人，全部都在乡下，和当地的农民关系处得很好，拳头也很硬，也就没人敢欺负。
不过，政治上的“污点”，从此就背在了我的家庭身上，虽然后来“解放”了，但也严重影响了我们这些下一代子女的政治前途。
那一年我刚出生，全家回乡下时，我才只有六个月大，就已经成为了“另类”子女，多么可怜！
我六岁上学，十六岁高中毕业，算是成熟比较早的孩子。
上高中时，由于很用功，成绩非常好，语文和数学这两门主要课程，始终是全校的前三名，但没有资格推荐上工农兵大学。
第二年八月，在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帮助下，我进入了地区城郊的一个农机站工作，当学徒工，开始时打杂，后来学开拖拉机去支农。
父亲的这个老战友，就是这个农机站的站长，他姓黄，比我父亲大五岁，我平时都叫他黄伯伯。土改工作队时，他是副队长，是我父亲的直接领导。
多年来，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好，过年过节互相走动，各自有什么困难，都互相帮助。
黄伯伯原来是地区交通局的局长，老上海交大毕业的。因为家庭出生问题，也被撤了职，发配到了这个小小的农机站当个有名无权的站长。
在海南五指山作战时，我爷爷救过他，替他挡了土匪的一把飞刀。
为了报恩，他冒着再次被揪斗、被撤职的危险，走后门让我进入了农机站，正式参加工作、拿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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