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化，是这次女权运动的里程碑。与第一次女权浪潮举世公认的胜利相比，第二次浪潮的成果要模棱两可得多。毕竟，改变文化比改变制度更难。改变制度不过是重写一些法律条文，而改变文化却是要扭转几千年来形成的观念。
女权运动最大的敌人，莫过于那种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的女性观”：男女本来就有别，女人本来就是如此这般的，而男人本来就是如此那般的。很多人不去区分这些“男女有别”中有多少是自然禀赋造成的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建构的后果。当女性试图摆脱“社会建构”的这个部分时，他们立刻搬出“自然禀赋”的那个部分，把她们对自由的争取、对潜能的发掘、对欲望的释放妖魔化成“女人想要变得跟男人一样”。
应该说，对女权主义的妖魔化比较成功。许多人无视女性在政治、社会、经济各种领域的明显落后、无视在中国还有无数女婴被遗弃、在不少伊斯兰国家女性连投票权都没有、即使在美国堕胎权还颇受争议、家庭暴力遍及全球等等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津津乐道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拒绝男性为自己开门、拒戴胸罩这样缺乏社会影响的偏激行为，在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反复关注中构建一种“伪现实”、“伪问题”，从而取消女权主义的必要性。甚至许多女性自身，都对女权主义这个词唯恐避之不及。
本质主义的性别观，最充分地体现在电影《斯代普佛德的家庭主妇们》里。在一个风景如画的郊区小镇斯代普佛德，所有的家庭主妇都美轮美奂、温柔贤惠，只关心丈夫孩子、健身美容和烹饪园艺，最后的真相却是，所有这些“完美女性”其实都是机器人而已。该片虽然是个科幻片，环顾我们身边热火朝天的“女人味”工业，无数女性热衷于研究时尚杂志上最新的丰胸心得，却对开发自己在智力上的潜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漠不关心，不能不说《斯》其实是科幻形式下的写实主义作品。另一个着名的女权主义小说《怕飞》，也是表现女性的性别角色焦虑。而女权主义者格利尔的作品《女太监》，则攻击西方那种“郊区家庭主妇”的形象摧毁女性的能量，将生机勃勃的女性阉割成了温顺无力的“女太监”。
好在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怕飞”。总有一些“邪乎”的女性愿意突破他人的眼光，穿越成为异类的孤独感，自由飞翔。
希拉里、佩罗西、莱斯是其中一些。
事实上，在女性参政方面，美国并不是一个楷模国家，女性在国会和州长中都只占15％左右，女性参政率全球排名仅为60。但是，从制度性歧视的消失，到女性能力的增长，到角色心态的转型，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积累，只能循序渐进。
增强女性对政治的影响，不仅仅是提高女性政治家的比例，同样重要的是将更多“女性的眼光”带入政治当中。有研究表明，女性更倾向关注教育、医疗保障、劳工条件等弱势群体问题，更支持市场干预型的政府，对市场丛林主义、对军事行动则往往心怀戒备。比如，2004年美国女性中有39％支持民主党，男性中只有31％。在2004年的选举中，48％的女选民给布什投票，而给他投票的男选民则是55％。某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美军是否应该派兵干预？”49％的男性表示支持，而支持的女性只有30％。
希拉里本人的政治轨道也说明了这一点。读书期间，她就曾经为贫困家庭的儿童、外来移民工作。第一夫人期间，她曾担任“全国健康保障改革计划”的主管，并曾发起“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和“领养及安全家庭计划”，同时也为女性权益努力。任参议员期间，虽然伊战问题上她投了赞成票，但在医疗、教育、劳工等问题上她付出了一如既往的努力。
人们习惯于说，“政治让女人走开”。如果把政治仅仅理解一些权力精英之间的勾心斗角的话，也许政治的确不需要女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并且承认政治框架是历史的河床，是社会关系运转的基础设施，那么，女人应当影响政治，不仅仅是因为女性需要通过政治去主宰她们自己的命运，而且因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男性化世界里，政治本身也需要更多女性的敏感与同情心。
新保守主义“哲学王”
前一段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在国会乃至州长选举大获全胜，据说标志着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溃退，贴旧文一片，关于“新保守主义”的所谓鼻祖。
列奥？施特劳斯（leostrauss）一个犹太人。1899年生于德国，1938年移民到美国，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死于1973年。写了一些古典政治哲学的大部头，但这些书大多在图书馆的角落里静静地栖息。他生前在“圈内”算是一个“腕”，但社会公众对他基本上一无所知。
这份简历，似乎描绘了一个学者理想的一生：深邃，宁静，并且恰到好处地寂寞。在知识的秘密花园里和伟大的哲学家们约会了一辈子，然后口干舌躁地随他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