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问题都有可能随着民主的稳定化而得到缓解。民主制度从一种投票形式渗透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一个学习过程。比如美国的竞选资金改革，从19世纪到现在，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改革，才大致规范了金钱对选举的影响。比如现在的台湾，出了陈水扁这桩洗钱案之后，对“公职人员财产不明罪”的立法讨论也随之提上日程。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好处并不在于它可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腐败问题，而在于它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基础。卢泰愚、藤森、埃斯特拉达等人的腐败丑闻虽然令人疑虑民主制度的反腐效力，但是他们的锒铛入狱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权力制衡并非一纸空言。金泳三的儿子和金大中的儿子都是在其父总统任内入狱的，一个最高领导人无法利用自己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子女，这本身也说明了民主理念越稳固，腐败的可乘之机就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腐败丑闻虽然败坏一个国家的声誉，但是丑闻之所以成为丑闻，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闻自由在起作用。
相比之下，比丑闻更可怕的是潜规则已经变成规则，人们对丑恶已经充耳不闻。
市场体制之下病了谁管美国左派标兵迈克？摩尔最近又推出了一部新纪录片《sicko》，批判美国的市场化医疗服务体制，赞美欧式全民公费医疗体系。据说该片在全美各地上映时，赢得了许多观众起立鼓掌。
美国人有理由喜欢这部电影。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600万人（约15％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很多有医疗保险的人，也总是在与保险公司“斗智斗勇”，因为保险公司总在寻找借口不付病人的医疗费用。《sicko》正是通过当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来表现病人在保险公司、政治家、医院编织的利益网络里的悲惨遭遇。
为表现全民免费医疗的优越性，摩尔跑到了欧洲和加拿大。被采访的欧洲、加拿大群众非常配合，纷纷表示：我们看病不交钱，吃药不交钱……哦耶！在英国，穷人去医院路费都可以报销；而法国女人刚生孩子，政府甚至派人去她家洗衣做饭！
更让美国人沮丧的是，美国尽管没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它的医疗花费占政府开支比例却比多数发达国家要大（美国18。5％，加拿大16。7％，法国14。2％），人均寿命也比其它发达国家要短（美国77，英国79，加拿大80）。总之在医疗服务方面，美国花了更多的钱，却办成了更少的事。
问题出在哪儿呢？
其实，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政府是医疗服务最大的买单者，资助穷人和老人的医疗保险及医疗补助项目覆盖了27％的人口，占据美国总医疗支出的44％左右（保险公司付36％左右，个人付15％左右）。但是，从人口比例而言，美国大部分人口的医疗保险是市场化的。一般来说，是个人及其雇主（一般雇主付大头）从保险公司买医保，生病了由保险公司交医疗费。就是说，在欧洲，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政府，而在美国，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的，是保险公司。就是这个不同成了问题所在：一方面，保险公司为了利润追求抬高医疗成本；另一方面，虽然保险公司大多对其付费覆盖面斤斤计较，但在铁定的医疗覆盖范围内，又容易导致人们“过度就医”，进一步抬高医疗费用。
既然私人保险公司似乎是“万恶之源”，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一废了之呢？左派“愤青”摩尔的解释很简单：美国政客都给保险、医药公司给收买了呀。
事情未必这么简单。
无独有偶，与摩尔的《sicko》相对应的，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公费医疗体系问题的纪录短片《deadmeat》。同样通过当事人的控诉，它所传达的信息却恰好相反：公费医疗体系低效而不人道。由于公共医疗资源有限，加拿大出现了治病“排长队”现象，有时候小病就等成了大病，大病就等到了死亡。据统计，2005年加拿大人看专科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7。7周，只有一半病人可以得到及时救治。有加拿大人抱怨说：在这个国家，一条狗要做一个手术往往只需等一个星期，而一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却可能等上一两年。
欧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英国，有近100万的英国人正在排队等待医疗服务；官方也承认有1/8的人口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做上手术。至于摩尔热爱的法国，医疗部门已背上了27亿美元的债务。事实上，就在摩尔为全民公费医疗大唱赞歌的时候，欧洲、加拿大都已经开启了医疗改革的进程。
可见，事情并非像摩尔描述的那样非黑即白：在市场化的医疗保险和全民公费医疗之间，高效和公平很难兼得。而且，在一个政治廉洁的国家，让政府管理医疗资源还可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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