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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样一个热闹纷呈的政治庙会，谁来赞助？
联邦竞选法案推进“政治平等”
据统计，美国2000年的选举年，用于选举的费用（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总共30亿美元。当年的总统选举中，除了动用政府公共资金1。5亿美元，布什阵营本身砸进去1。85亿的银子，戈尔阵营也甩了1。2亿。平均来说，2000年一个众议员当选要花费50万美元，而一个参议员当选竞选费用是450万美元。今年的总统选举，到2004年8月为止，布什阵营已花费2。1亿美元，而克里也已掏了1。85亿。砸钱动作固然潇洒，让腰包鼓起来却没那么容易。这数以亿计的美元，上哪里去“化缘”呢？
同志们要说了：这还用问吗？资本家嘛！老愤青马克思100多年前就说过，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既然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办事处，资本家一手交钱，政客一手交货，政治把戏不就是这个玩法。这个源远流长的愤青观点，至今享誉海内外。即使是在美国的媒体，“选举不是赢得的，而是收购的”这样的看法，也是屡见不鲜。
资本家们是不是和政客们躲在秘密的小屋里，商讨收购选举事宜呢？至少在选举这个事上，即使资本家和政治家有交易，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美国1971年的“联邦选举法案”，凡是100美元以上的选举捐款，各党派候选人都必须上交收据，并用其选举开支进行核实。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对这些收据的统计，大体而言，在近期选举中，除了联邦政府的公共竞选资金，候选人的私人资金有4个来源，各占资金的1/4左右：一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小额捐款（200美元以下的捐款）；二是来自个体选民的大额捐款（200美元以上，1000美元以下的捐款）；三是来自各个公司、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5000美元以下）；四是各个政党对其候选人的“嫁妆”（一个人一年最多可以向一个政党捐助2万美元资助选举）。这4个来源，由于数额受到法律调控，被称为“硬钱”。
从上面这个统计结果，大家可能看出，如果一个选举阵营是一个股份公司，控股的主要还是“散户”，“大股东”的影响力有限。大家可能纳闷，资本家那么有钱，干嘛不多砸点钱，搞个“大股东”当当？我要是比尔？盖茨，干脆把政府当“二奶”包了，反正咱有的是钱，从我几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掏出三五亿来搞选举，选上的总统议员还不都是该给我捶背的捶背，该给我洗脚的洗脚？
当然好在我不是比尔？盖茨。就是也没用，立法者早就识破了我这种人的险恶心理。
1971年的“联邦竞选法案”是美国第一部系统规范竞选筹款的法律（后于1974年补充修正），它规定：在一次选举中；个人给某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个人一年可以资助选举的捐款，不得超过2。5万美元。同时也规定了竞选的总花销不得超过一定上限。就是说，就算我是比尔？盖茨，对某个候选人情有独钟，严格地说，我一年最多也只能掏2。5万美元来支持他当选。当然了，如果我发动七大姑八大舅、公司的各个员工在各级选举中“捆绑”支持各方选举人，可能发动的钱还是很可观的，但总的来说，不可能大到可以操控一个选举结果的地步，离我让总统议员来给我捶背洗脚的愿望还是遥不可及。
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分散竞选资金的来源，避免某一个集团或者个人利用其财力来操控选举的结果，努力使公民对选举结果拥有相对平等的影响力。可以说，1971年的竞选法案是“政治平等”的一个胜利。不过，这种对“政治平等”的追求，很快遭遇到一个挑战。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间古老的悖论，在竞选筹款问题上，显露了出来。
硬钱不够，软钱来凑1975年，参议院buckley向最高法院上诉，称1971年的“联邦选举法案”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因为限制选举捐款和花费就是限制了政治辩论的深度和广度，从而限制了“言论自由”。最高法院1976年对这个案子的最后判决是中立性的：它对“个体捐款数量”和“候选人花费总额”作出了区分，保留了对个体捐款数额的限制（即个人的1000美元限制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5000美元限制），但是废除了对一次选举花费总额的限制，因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少讨论的议题、探索的深度、听众的数量，而现代大众社会里，任何一种大众沟通交流都需要花费金钱”。可以说，1976年这场法庭战役，“政治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