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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十一个师团加九个混合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同年十一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
十二月下旬，当敌人的大扫荡失败之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了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一二九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机关的安全。金昌盛和老刘头他们这些斥候兵，负责侦查通信和战场巡逻，确保信息反馈及时准确。
日军很快就发现了我一二九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他们先后调集了第十师团、一一零师团、二十七师团、一一四师团和大批伪军，分成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围剿。
由于骑兵团斥候兵及时获得了敌情，我八路军一二九师每次都能在第一时间展开反击。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与日军作战一百多次，我八路军多次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其中，三八六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
然而，就在这次反扫荡之后，日本鬼子集结重兵对冀南抗日武装进行了更加疯狂地扫荡。一二九师骑兵团年仅二十六岁的邓永耀政委，在武邑县一带与日军作战时，不幸光荣牺牲。
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召集宋任穷、陈再道以及营以上指挥员，传达了骑兵团邓永耀政委牺牲的消息，认真分析了残酷而严峻的斗争形势，要求广大指战员化悲痛为力量，振奋精神，跟随师部机关开展“运动战”，先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保存有生力量，再抓住战机消灭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