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担任内科团支部书记，经常组织各种活动。我是团支部宣传委员，自然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我负责内科黑板报，黑板报当年可是重要宣传阵地，全院经常进行评比。我在文字方面驾轻就熟，粉笔字也说得过去，可就是缺少绘画天赋，找了若干美术资料照猫画虎，报头还是画得干瘪瘪毫无生气，于是向蓝茹讨教。
她想了想说：“我带你去找一位老师吧。”
推开45床的房门，我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原来是他呀！我有些不好意思，尴尬地笑了笑。
刚到内科不久，我头一次去给病人打静脉针（吊水）。吊水不比打肌肉针，难度更高了许多，因为那是往一条细细的血管里进针，不像肌肉针，只要是屁股外侧四分之一部位，随便都可以打。虽然我已经把静脉注射的要领背的滚瓜烂熟，也在纱布包裹的棉球上模拟练习过无数次，可是等到了病房，要来真格的了，还是紧张得直冒汗。而他恰好就是我要扎第一针的病人。那时他还住在八人一间的大病房里。
我按照要求选好部位，用酒精棉球消毒两遍。可能是由于他稍有点胖，而且手上的血管已经扎过多次，有些不清晰了。我来回折腾了一会儿，怎么也扎不进血管。焦急中，我身上的衣服全都湿透了。
我告诫自己：别慌，要有耐心。我再把针头往后退一下，然后进针。啊，不好，我用力过猛，把血管扎通了！从血管里冒出的药液迅速进入皮下，他的手背立即肿胀起来，冒出一个鼓鼓的乒乓球。我心慌极了，急忙拔出针头。我不敢看站在背后的李护士，更不敢看病人的表情。拿着针头的两手颤抖着，只等着挨训被数落。而这时只要有人说一句责备的话，我立即就会羞愧得哭起来。
只见侧卧的他慢慢转过身子，不但没说难听的话，竟然还强打起精神，对我笑了笑。他说：“没关系，谁都有第一回，别紧张，再来。”我立即被这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宽容感动得两眼模糊了。李护士也鼓励了我几句，第二次顺顺当当就扎进去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蓝茹向我介绍说他是驻军某团干事，叫方文博。他看上去身材魁梧，面容微黑深沉忧郁，因为生病而显得有些憔悴。我看到他床边放着很多书，政治历史文学都有，摞得高高的，看来是个高水平的文人，我顿时增添了几分敬佩。
蓝茹说明来意，他很痛快就答应了做我的黑板报指导。
“行啊，那我尽我所能，帮帮你们。”他说话时，眼睛不时地看着蓝茹。
他的报头画和美术字都很漂亮，绝对称得上一流。无论是红彤彤的灯笼，还是报春的喜鹊，抑或庄严的天安门城楼，鲜艳的五星红旗，哪怕是随意几笔勾勒出来的柳树，小草和弯月，都栩栩如生，让人赞叹不已。从此我们的黑板报鲜亮起来，全院几次评比都得了第一。
后来，我又跟蓝茹去过几次他的病房。我发现他们的关系有点“那个”。方文博一向严肃认真不苟言笑，在病房里很少和人说话。可是，每次蓝茹去了，他都立即换上一副笑脸相迎，而且有求必应。蓝茹呢，含情脉脉的目光更加温馨，甜甜蜜蜜的嗓音更加柔美。我对于感情之事虽然还处于懵懵懂懂混沌之中，却本能地觉察到他们之间的那层微妙关系。
后来，当我亲眼看见了他们的“亲密接触”，终于证实了我的猜想。
那回医院里放映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作为露天放映场的篮球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高原的秋天，凉风吹得人冷飕飕的，我越坐越感到浑身发冷，就对晓梅说要去加件衣服，她说那我们一起去吧。我让大齐帮我们看好位子，就和晓梅挤出了人群。这时故事片还未开始，银幕上照例正在加映一部农业学大寨的记录片，陈永贵头上包着白毛巾在那里发表讲话。
当我们来到宿舍门口，掏出钥匙后，却发现宿舍里亮着灯，而且有人在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