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当白衣天使委屈了我，可在这里也有我自得的地方。首先林护士长对我很器重，因此我们科里的老大——鲁主任也对我印象不错，我能感觉出来。
当然，让我在全院产生知名度，让大家普遍认识我的，还是由于我的笔杆子——我写的那篇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文章。
不知是祖上烧了什么高香，还是我们家族遗传因素所致（我爷爷是我们老家那一带有名的私塾先生），我从小就对文字感兴趣。那一个个方块字，对我来说充满魅力和兴趣。当我还是个幼儿园小朋友时，就喜欢看书。上小学二年级时写的第一篇作文，就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
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篇描写雷锋叔叔做好事的故事。雷锋叔叔有一次生病了，去医院回来的路上，经过一个建筑工地，看到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盖房子。他忍不住就操起一辆手推车，帮助人家运砖。工地上的人问他姓名，他笑着不肯说，最后说就叫解放军。老师画了一张雷锋叔叔干活的彩色图画，虽说画得不太像，但是看得出来老师是下了功夫的。老师让我们看图写作。很多同学都抓耳挠腮写不出来。可能我的想象力天生就比较丰富，又看过不少“小画书”，我添油加醋很快写了500多字交上去。老师立即把我的作文当堂朗读了一遍，大大地表扬了我。
从此我的写作欲望和能力一直很强烈且提高很快。
上学期间，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我们搬家频繁，我转过很多次学。每到一地，无论我呆的时间长短，同学和老师们都因为我的“写作”而认识并记住了我。那一年我转学到西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军工厂学校。过年了，老师布置大家给最可爱的人——解放军写慰问信，每个人必须写一篇。同学们叽叽喳喳讨论不停，都说不会写。我在哪里噌噌噌不一会儿就写了两三百字交上去。我们班里那个“大姐大”，在女生中说一不二颇有威信的高个儿白脸女生，一下课就找到我，让我帮她写，而且，从此以后，她对我特别热情，无论有什么好事都叫上我，我立即就和她们混熟了，摆脱了陌生孤独感。当我离开时，我们还恋恋不舍地合影留念。
在我转学到黄河之滨古城的另一所学校时，刚好是国庆前夕。学校的墙报栏里，自然少不了出现我的文字。那会儿歌颂祖国大好形势时，不外乎什么我们自己独立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啊，万吨水压机啊，还有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东方红卫星上天等等。这些素材我都背的滚瓜烂熟，写起来特别顺溜，再加上一点豪言壮语，毛主席诗词什么的点缀一下就成了一篇好文章。我们班的一个男生班长，特地找到我，把我的草稿要了去。接着老师就来找我，让我参加校革委会的宣传组。
最有意思的是，我在高原上的一所小学校读书时，正逢文革时代批斗牛鬼蛇神，凡有一点官衔的，哪怕是芝麻绿豆官，都少不了被大字报点名批判。谁都可以对自己不满的人贴大字报。刚上初中懵里懵懂的我，被安排写某某老师的批判材料。造反派头头把某个老师的原始“罪行材料”念上一遍，我们就根据这个来写批判稿。谁知那天老师把材料拿错了，张冠李戴。结果开批判会时，我写的材料里说这个老师“搞破鞋”，怀孕流产了等等等等。可是这个被拉来站在教室里接受批判的是个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男老师，结果大家都楞楞地看着我，开始时窃窃私语，后来笑得前仰后合，批判会也开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场。
如今我来到陆军医院，当然也会一显身手。
我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是内科一区的黑板报主管。作为编辑兼撰稿人。那时科里的板报内容无非是学雷锋做好事啊，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等等。这些内容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不用费什么脑筋的。黑板报的抄写者也是我自己，我的字迹不能说很靓，但也拿的出手。唯一让我发憷的就是报头，我的绘画才能一般，缺乏美术细胞，画的报头不好看。幸好刚从军医大毕业的郝医生主动帮忙。他的绘画虽说也不是很拿手，但比我略高一筹。
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到了。院团委通知大家写稿庆祝，要出一期墙报。我知道这是表现自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