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听下的故事都说出来了。听的人完全不懂，他也不觉得，反津津有味，若不是文采同志阻止了他，他怕要把这一晚上的时间都占去了。文采同志想挽救会议的沉闷，尤其觉得首先应该把干部的思想搞通，于是他接着逐条的解释着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执行土地改革的指示，这些几乎他都背熟了的。
他们谈得很晚，一直到他们相信在座的人都全部明了才停止，并且文采同志决定第二天晚上要开群众会，各种群众团体可以同时开会，传达政策，这几个新来的同志可以分别出席。这个通知是要在明天早晨老百姓上地里去之前就要发到的。文采同志的意见是至少一个星期，最多十天要结束这个工作，因为平绥路的局势很紧张，国民党时时要动枪刀，不得不赶快。
人都走了之后，张裕民还留在这里，似乎有些话要说。文采同志没有注意到，只再三向他指示着：要面向群众，要放手；说党员太少了。对这些批评，张裕民也不置可否，都接受了，他还想说什么时，却看到他们很疲倦，大声的打着呵欠，只得退了出来。在出来时他告诉他们，他已经放了哨，并说明在后院的院墙外边有一条通西头的小巷，那巷里全住的是自己人，还交待着他们，这村子不容易出事情的。
他走了后，文采同志给了他一个结论：“这人胆子小，还有些哥老会的作风。”
12分歧
张裕民从西屋里走出来，心里总觉得有一些遗憾似的。老韩还坐在厨房门口歇凉，老韩问：“你还回来不？”
“不。闩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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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韩跟着他走到外边，悄悄的说：“村子上人都知道了，都在向咱打听呢，问他们是从区上，还是从县里省里下来的？”“嗯，就说从区上下来的。”张裕民头也没回从小巷转到南街上去。看见那黑汉子张正国肩了杆枪站在街头上，他心里想：“这小子是个靠得住的。”他就走过去。
张正国在屋子里时候，已经很瞌睡，但一出来，在凉幽幽的街头走了两个来回，倒清醒了。这时他迎了上来，用肘子去碰张裕民，悄悄的说了三个字：“合作社。”张裕民在薄明的黑夜中又望了望他的面孔，没有说什么，朝北到合作社去了。
合作社的门没有关，一推就开了。在小院子里便听到许多人在里屋说话，一股热气从房里钻出来。只有刘满一个人站在外屋的柜台边，他赤着上身，两个胳膊抱在胸上，嘴里叼了一支香烟，恶狠狠的望着进来的张裕民。张裕民没有注意到他，只听见赵全功在里边说：“你说他是经营地主，对，他不雇长工，可雇短工呵，要论地，除了李子俊就数他多了。”
程仁却接下去说：“经营地主，嗯，他也算地主么？那么，他这个地主可跟李子俊不一样，李子俊是坐着不动弹，吃好，穿好，要钱，……他老顾么，是一滴汗一滴血赚来的呀！
他的生活也不强，省吃俭用，咱们要把他同李子俊一样看待，管保有许多人不乐意！“
合作社主任任天华也接着说：“这次要把李子俊的地拿了，他准得讨饭。这个人连四两力气也没有，那年张三哥同他闹了架，他们家烧饭的又病倒了，他到井边去挑了半挑水，一摇三晃，走到大门口迈不过门槛，就摔倒了。说出了一身汗，着了凉，感冒了两个月才好呢。”
“哼！你们天天嚷替老百姓办事，替老百姓办事，到要改革地主了，又慈悲起来，拿谁的地也心疼。程仁！你个屌农会主任！你们全是软骨头！”
这说话的是张正典，长久都不活动了，今晚却留在合作社里，他说的话听来很有道理，只是使张裕民很注意，他就不进去，在刘满的旁边，柜台上坐了下来。
里边屋子里是刚才从老韩家里出来的一伙，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话说，瞌睡得很，可是一出来，大家脑子里都涌出了很多问题，谁也不想回家去，几个就到合作社来，把已经睡了的任天华也吵起来。不过他们的思想都很混乱，不知道这土地改革该从哪里做起。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虽然不能说一人一样，可是总不齐心。尤其是赵得禄觉得很无意思，他一人坐在面柜上，心里想：“说让江世荣做村长做坏了，说这是机会主义？……”这一点曾经被文采同志批评过，他很不痛快，心里有些不平：“这又不是咱一个人的意见，从在日本人手里，咱就是村长，到如今一年多，咱误了多少工！咱是个穷人，一家五口，才三亩坡地，一年四季就靠打个短；两次分果实，咱什么也没有得到。江世荣是有的，他又能干，叫他跑跑腿，不正好？他们却说刀把子捏在人家手里去了，混话！如今江世荣敢动个屁，哪件事他不要看咱们的脸色？咱又不是个傻子，咱不弄他，还让他弄了咱不成？”他便又想到江世荣知道他日子艰难，不好当面说，托人转手借了两石粮食给他，要不是这两石粮食，他们五口人早就没饭吃了。
钱文虎是个老实人，他做了十多年长工，解放后，雇长工的人少了，他就专门打短。别人都知道他和钱文贵是远房兄弟，也知道他们并不对劲，钱文贵即使在本家也没有人说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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