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说，院长都躲了，我们去干什么？我们去又不能解决问题，说多了我们怕得罪领导，说不好还有可能挨揍。
丁一很恼火，义愤填赝地说，我是政府工作人员，谁能告诉我院长在哪儿？医生们发了一会呆还是摇摇头说不知道。
丁一气得火冒三丈，一边往外走一边骂，你们这一群无赖，你们这些黑心的家伙！
丁一似乎忘了自己的身份，又回到当秘书处理上访的情景。他下了楼，站在门厅前的台阶上对死者家属说，大家千万不要激动，有问题想办法解决，要依法解决，打砸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死者家属见有人发话，以为是医院的一个领导，都问，依法解决，你说怎么解决？这么长时间不来人，你们医院的人都死了吗？
丁一发现死者家属误认为他是医院的了，说，我不是医院的，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我可以下保证告诉你们，打砸绝对不能解决问题，到头来吃亏的还是你们。死者家属情绪明显有了好转，说，他们不露面，你说我们怎么办？
丁一不假思索地说，你们得走法律程序。死者家属忽然茅塞顿开，对呀，我们去法院告啊！
死者家属一走，丁一忽然担忧起来，在这种敏感的场合说这话是有政治风险的，说不好会祸及自身的。虽然担忧，但他绝不后悔。
几个月以后，他在病床上回忆这段往事，感到万分的欣慰和骄傲，那时他觉得现在的担心真是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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