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那天我直接找到了刘庆峰，还见到了两年未见的张志伟。两个人在市区一写字楼里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当起了公司办公室兼宿舍。见我走进屋子里，张志伟激动地抱着我说：“兄弟，你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留在北京看守天安门呢？”
“我说你小子贫不贫啊？以后你可就是张总了，有点人样好不好？”
“张子寒，你再叫我张总我跟你急啊？”
“好好的作家你不当，我说你开什么公司啊？对了，你那个同名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正在忙着收拾办公桌和整理文件柜的刘庆峰接话道：“连个爱和受他都分不清，写什么书啊？”
张志伟对刘庆峰说：“我们的刘总经理，你就别那壶不开提那壶了好不好？”
我笑着说道：“我太佩服你俩了！狗屁大的两人公司，连个员工都没有，还弄出两老总，你们不怕走路把牙给磕了？”
张志伟对我说：“怎么就没有员工了，你这不是来了吗？”
“你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你意思是说，你们两老总整天就管我一员工？拉倒吧，我可不干了，这还不把我给整死啊！”
刘庆峰：“好了，玩笑我看也别开了，坐下来说正事吧。”
原来刘庆峰和张志伟两人一共才筹集了二十万元，可公司需要三十万才能通过验资，取得合法的经营手续。他们之所以叫我回来是打算让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用张志伟的话说，不但可以成为老板，关键是可以并肩作战，共同分享承担公司的收获与压力。而刘庆峰说的更为贴切―重温革命友谊。
虽说吾哥张宏如和其他亲戚朋友都解囊相助，可撮起来的钱也只有八万元，就在我一筹莫展时，远在海南的刘郅却意外地为我汇来了三万块钱。后来我知道，退役后的张志伟与刘郅一直保持联系，而关于我筹钱的事情我也有了肯定的答案，是张志伟告诉了刘郅。
我将十万元交给张志伟后，一个用张志伟和刘庆峰名字拼凑命名注册的“伟峰广告公司”正式开张了。公司的名字是张志伟起的，当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时，张志伟拿出营业执照对我说：“自己看，你才是真正的老板，法人：张子寒。怎么样？够意思吧？”
当我天真的为自己做了公司的法人而高兴时，其实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法人到底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直到有一天，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后，我才弄懂“法人”两个字的真正含义。那一次是董玉容帮了我，是她将我从“法人”变成“犯人”的行途中给拉了回来。
为了公司能早日产生效益，我和张志伟刘庆峰每天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我们印制的名片，见人就发；在报纸上刊登了广告，求和市场。而对于广告业一窍不通的我和刘庆峰只能在已经做了两年广告生意的张志伟后面慢慢摸索。虽然我们都付出了汗水，付出了努力，每天废寝忘食，处心积虑的寻找应对市场的对策与良方，但效果却微乎其微。
公司陷入了困境，除了接一些私人单位的一些零散业务和张志伟以前结交的小客户之外，大的业务几乎为零。所得的收益去掉办公室的房租金和水电费用外，剩下的屈指可数。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时，董玉容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当她听了我们公司遇到困难的事情后，立即做出决定，将她自己广告公司里刚接的一单生意转给我们，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签定合同。
从董玉容的广告公司转来的是一项为某条高速公路沿途广告位置从设计到安装的项目，整个项目完成后的总金额为一百万元，董玉容以八十万的价格转给了我们。所谓商场如战场，她的做法我完全理解。
由于高速路沿途广告需要现场施工，我们必须寻找到一家安装公司合作，考虑到与安装公司签定合同时，对方可能会要求先付部分合同前期款的原因，张志伟要求董玉容的北京公司也能先付我们一部分。董玉容在电话中直接对张志伟说：“一切按合同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