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坐上了去民乐村的中巴，车上一些怕死的人戴上了口罩，怕非典。我包里也有口罩，我不想戴，遮着大半个脸有点见不得人的难受。老家有句俗话：会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听起来痞气也豪气。
到了农民房，我把我简单的物品塞在一个包里，给鬼子打了个电话：“鬼子，老板叫我住到店里去，我把钥匙放到房东那，你看什么时候来退房。”
“那房不退了，我有一个员工刚好要换房，我叫他住过去。去了感觉怎么样？”
“说实话，感觉不是很好，但包吃包住一千五，我比较满意，慢慢来吧。”
我的满意是有我的道理，我盘算，一千五包吃包住，自己用个五百，每个月寄一千回家，一年下来一万二。老家小县城消费低，老婆小孩每月用个五百，一年下来还能存个六千，两年就能把债还清。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农民意识，不同的境遇产生不同的境界。
我也不是没有境界的人。我曾梦想，要是我有一千万，我癞子绝对有拿出几百万建个什么学校的气质和豪气。而且要请一批教师节不用学生送礼比我道德水平高几倍的老师，教出一批批道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做个构建和谐社会的真正功臣，做个cctv感动中国的人。和谐社会也得从娃娃抓起。
梦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因为此时我身上连一千块都拿不出。
我提着简单的行囊，在梅林关上了车，坐到女人世界下了车。华强北的夜晚似乎比白天更有活力，前后左右穿行的脚步你搞不清最终会停留在哪里，商场、餐厅、酒吧以及咖啡屋？我匆匆穿行在热闹繁华的华强北，没有心情去欣赏这里迷人的夜景，闷着头向南园新村走去。
当晚，我住进了南园新村。这是一套位于二楼三室一厅的房子，其中一间厨师和采购员住；另一间稍大的房有三张上下铺的床，住了六个送餐的员工；还有一间住了一个四十来岁的洗菜煮饭的妇女和一个专门负责接订餐电话的女孩；在不大的客厅里用三合板另外隔了一间4平米左右的小间，是我今后的窝。我羞于把这间房称作我今后的“家”，似乎说“窝”更合适些。
不大的客厅里放了台电视，晚上不想出去玩的人就找个塑料小矮凳坐在客厅看电视。这段时间电视新闻把焦点对准了伊拉克，因为那里的战争会死很多人，死人的事总是媒体关注的热点。而这些也恰好冲淡了国内媒体对非典的关注，媒体巧妙转移了国人关注的视线，误认为会减轻国民对非典的恐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伊拉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之外，同样是关乎人的性命之事，当然发生在身边的非典更值得关注。媒体有点不分主次狗拿耗子之嫌。
过了十一点，这帮小子陆陆续续回窝了，七十来平米的屋子显得热闹而拥挤。他们有的去上网，有的去华强北逛街，采购员小李炫耀说去打飞机了，且绘声绘色描述那小姐的波摸起来怎样怎样柔软有弹性，猴的那帮小子口水就差没流落到衣领。对于这些二十岁上下正处性旺盛期的小伙子来说，女人是他们谈论的不朽话题。他们津津乐道于这种意淫，无聊的日子也需要这种意淫。对于这些每月五百元收入的男人来说，是被这座城市的女人边缘化的，甚至连妓女都鄙视这些来自农村没文化没特长但性功能非常棒的穷男人。对于这些人来说，女人和钱是等号，他们偶尔会心疼的花个三四十元去美容院找小姐打飞机，而三四十元也只能接触到女人的手心，不能接触到他们想要的真正代表女人的核心部位。他们清楚没钱连妓女都不接纳他们，他们不意淫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