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临近中午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下午参加会议的通知，说是有极端重要的精神传达。那一刻，我的意识突然清晰起来，在对极端重要的精神的诸多猜测中，我很容易便得出了传言即将被证实的结论，情绪又变得复杂起来：我时而兴奋，时而沮丧，时而又漫不在乎，不自觉中又倒向了与文书的对比。
对比往往能消磨人的自信，严重的甚至会让人悲观不已，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其中，因为我还保持着一丁点儿的自尊，就是这丁点儿的自尊，让我的胸膛如同着了火似地热辣辣的。
我决定用惯常的数手指头的方式解决，单手数了无数遍却总是单数，便数双手，却又总是双数。待我意识到这个简单的错误的时候，已到了开会的时间，我决定用左手代表文书右手代表自己的方式来个最终的推断，未及我作出最后的判断，乡长已宣布了最终的结果：这次转正的指标共有四个，工口、农口、计生口、政府机关各一个，工口的居然是会计！！！
我无法相信这样的结果，下面各系统的人员名单自也无法听清了，只觉全会场的目光一下子向我射来，脸上顿时火烧火燎起来。我已经记不清会议是怎样散的自己又是如何回到办公室的，唯一模糊的印象便是当时自己的腿轻飘飘的恍如无法着力。
回到办公室，我的意识才稍稍清醒了些，但已无法保持自己漫不在乎的风度，脸上硬充着比哭还难看的笑，两眼呆可可地盯着窗外，这毕竟是一件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大事。
这时候，或幸灾乐祸或忿忿不平的议论引起了我的注意，似乎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可以畅所欲言的时候：某位说，某某给某某领导送了某某钱；另一个某位说，送钱又有什么稀罕了，某某干脆向某某领导献身了；再一个某某说，光靠送钱献身有什么用，最要命的莫过于抓住领导的小辫子。问：何人能有如此本事？答：岂不明知故问？答者两眼乱眨，伴着低低的浅笑。过了一会儿，不知哪位又起话题：保密？保个毬？现在还有能够保住密的事？娘希匹。起话者学着电影里蒋介石的口头禅，立即引起了听众的共鸣。
原来只有我自己蒙在谷里！！！我显然相信了这些议论，那一刻，我也说不清自己何以会那么不辨是非地就轻易相信了，我萌生了强烈的发言欲，但又莫名其妙地感觉自己是当事人，不便于插话，当然便不能插话。于是，我又开始了毫无意义的对比，按照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我无论如何都不亚于会计，而且优势是明显的，并且正呈无限扩大的状态。
正胡思乱想着，副乡长找我谈话：其实，你和文书都很优秀，只是受指标限制，还是等下次吧。
问：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次了吗？
答：不可能吧，我怎么没听说？未及我继续插话，答者显然欲结束谈话：今后一定要注意与同志们搞好关系，民主评议中威信不高啊。
结束语引起了我的反感，年终评议我不是得票最高吗？
答：是，也怪。
我产生了怀疑，问：可以查票吗？
答：不可以，这是组织规定。
凡事都往组织上推，拙劣但有效的办法！！！我，摔门而去。
之后便是文书，他的谈话又比我明显短了许多，但不知是否也有威信不高的内容。我猜测着，不觉便把自己与从来就瞧不起的文书划归了一类，这或许就是同病相怜吧，而且似乎只有这样，自己才象是有了寄托，抑郁也才稍稍轻了些。——我突然觉得他是那样的可怜可爱，浑身都散发着一股诱人的强迫人与之接触的魅力。
我决定请他一场，最好做彻夜长谈，尽管我说不清自己到底要跟其谈什么，但我却真切而清晰地意识到，如果没有他跟我遭受同样的命运，我当真不知该如何度过剩下的日子。或许我过去与之对比是嫉妒？是妄自尊大？一时间实在说不清了。
按照我父亲的本意，自然是希望我能够转正的，尽管我父亲是我们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官本位思想毕竟同样牢牢地扎根于他的头脑中。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尽管从表面上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我却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内心的那份儿急，绝不会亚于我自己。——善于隐藏自己，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使自己喜怒不形于色，这正是我最崇拜他之处。
事后我才知道，他为此曾专门找过那位最欣赏他的或许可以称得上挚友在调我们乡第二年便做了书记的乡长。
其时，他也正遭受着挫折：他原本已接到了提拔至县里做副县长的任命，便推荐乡长做了书记，却不料一封莫名其妙的匿名信把地位和县委的联合调查组给引来了，联合调查组翻来覆去地查了三个月，虽然没有查出匿名信中所列举的问题，任命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待命。至于后来的事情，前面的讲述已有提及，便不再赘述。
——他是一位开朗、乐观、自信的人，因接受调查而闲居在家的他丝毫未减热情地接待了理所当然地要赶去探望他的我父亲。